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上慷慨激昂
江青决心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要挺起腰杆子来显露一番了。
就在审讯的前夕，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哼起了幽婉的京剧，把这寂静的监狱衬托着愈加寂静。晴朗朗的月色里，天空和大地好像格外的近，如同咫尺之间。她真想一步迈到天上去，然后再返回这个世界，重新来一个大翻身。“孤好比蛟龙困沙滩，落难之人盼月圆。只恨我手中无有杀人的剑，雄兵百万在哪边……”
如果从瞭望孔里看，江青完全像个纤小瘦弱的女子，忧心忡忡地凝望着昏暗的灯光，丝毫看不出她的内心世界翻卷着的汹涌波涛。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上午，她被押出来领取《起诉书》时，她特意挺起胸膛，在那几个法警面前表现得坦然而又自豪。她自己断言，那天她的形象比《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还要精彩，还要伟大。面对着摄像机的灯光，她恰到好处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我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了，但是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这个身份可是他们开除不了的。除非他们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江青对身旁的卫兵说，“这对我来说，就是力量的源头。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审判我的幕后，不，是前线指挥者就是彭真。这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哼，真是巧合吗？如果他是原告，那就更有意思了。整个一场文化大革命又从反面重演了一遍。”
尽管没有人回答她，她还是感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书记员向她宣读法庭规则的时候，江青侧过耳朵说：“请你大声些，我听不清楚。”
“……第二条，诉讼参与人在法庭的发言、辩论、陈述，须报经审判长许可。对于与本案无关和无理拖延时间的发言、辩论、陈述，审判长可予制止……”
江青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她知道，就凭这一条可以把他们害怕泄露出去的事实真相轻而易举地阻挡住，使他们的审讯完全在他们所需要的活动中进行。她本想质问几句，但是那个书记员说得很快，她几乎插不上嘴。
“第二条：旁听人凭特别法庭发给的旁听证进入法庭就座。旁听人必须遵守以下规则……：二不准记录、录音、录像和摄影；三不准进入审判区；四不准发言提问、递条子；五不准鼓掌、喧哗、吵闹、喊口号和其他有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
江青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听不听都无所谓。”
“江青，你现在有什么感想？”监管人员故意地问道。
江青坐在监房的床上，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我现在很想系统地研究一下法律。可惜这时候的资料太少了。在外面的时候，由于工作忙，顾不上。现在清闲了，但是条件没有了。我可不像彭真那样，一个狗屁不是的东西，竟然成了什么法律委员会的主任。他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吓得要死，然后又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来和毛主席对抗。这样的人来导演审判我的丑剧，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不！一点都不奇怪。如果他们要是对我采取热情、宽容的态度，那倒是奇怪了。他们谁都不会有毛主席那样的胸怀和胆量。”
“你可以看看起诉书中哪些和你对不上，到时候可以申诉。”
“你以为我写的这些材料是为了供他们了解情况的吗？错了，我的材料与其说是为了现在，不如说我是为了将来。我要给后人作研究的。他们不会根据什么事实作什么结论的。他们对我的处理早就策划好了，这样的审判不过是作个幌子而已。他们需要用这个方法来欺骗全党全国和他们自己。现在，他们用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制造白色恐怖，使人民根本不可能站出来说心里话，但是这一切毕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事情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是不是还认为在中国会有很多的人同情你呢？”
“你难道也相信我是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吗？错了，真正恨我的人是一小撮，他们也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革命造反派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如果不信，将来我们可以作一个民意调查。我就不相信我已经臭得不可闻了。真正在人民中臭了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资派及其他们的帮凶。”
“你到了审判的那天，也是要这样说吗？”
“那要看情况。”江青扬起脑袋说，“如果他们让我充分讲话，我是会按照他们的那个规则办事的，如果剥夺了我讲话的资格，我当然要向他们提抗议。这也是为了让人民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现在已经有好多的事情难以分清了。随着这些家伙们的所谓平反，大量的他们的罪证将会被销毁，这是肯定的。”
在她未被捕之前，中央政治局好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和全国一些地方一遇到重要点的事情，都要来向江青讨主意，等她表态。这不仅仅是她的脑袋上有什么乌纱帽，也不是她有什么威望，更不是她通过笼络人、讨好人得来的，而是她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中的权威所造成的结果。谁也不敢公开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江青在政治局里曾经具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的审判，《起诉书》躲躲闪闪，还是不敢正面接触这个问题，江青深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觉得非常好笑。
打发走那个讨厌的监管人后，江青又专心致志的研究起那篇她认为不伦不类的《起诉书》来：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早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举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十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察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看到这里，江青感到好笑。起诉书的作者们根本没有了解这个名单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从档案里搜集到一些文件就妄加结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来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中共“九大”作准备。会上，毛泽东问道：“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和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化呀。”
江青说：“这个数字我没有统计。我对底下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毛泽东：“不了解可以调查嘛。你们得很快作个统计，此事不宜再拖。”
周恩来说：“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作个调查，以便为会议的召开作好准备。我看，康生同志了解情况，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负责全面。”
于是，就有了这个名单。
江青看名单后，曾经对康生说：“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了党内嘛，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呀。”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法定程序召开。哪怕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的人参加也要把这个会议开成功。不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会造成影响的。”
“我同意康老的这个意见，我们不能只是从档案里搜集到一些文件就妄加结论。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群众中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张春桥说，“上海在讨论党的九大召开时，就多次提出要不要选一些犯有错误的人进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
屋子里的空气沉寂了。江青望着康生，康生盯着那两份名单。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在等着他们拿主意。特意从上海赶来的张春桥也是瞪着眼睛，观察着这个在他的心目中很了不起的人物。
江青说：“康老的意见很有道理，就这样如实地向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吧。”
毛泽东看了康生拟的那个名单后，对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等人说：“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会里，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不看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这就叫作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是经过认真地思考的。还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他在接见某国的外宾时，就这样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
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经过多年来的研究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林彪对此就是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的，他见毛泽东讲了这些，也跟着说：“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现在，这份材料又用到了这个地方。江青不禁笑出声：“不同时期的材料有着不同的用处。你们否定了我们的东西，难道将来不会来个否定之否定吗？”
这话很快报了上去，引起了彭真的深思。
那个名单里，就有他的大名。而且在后头，附着他的一篇罪行材料，正是江青亲笔修改过的：“……彭真千方百计保护走资派。正当广大贫下中农起来揭发四不清干部的问题时，他大肆叫嚷‘剎车’，并且把通县的干部全部集中到县里闭门‘搞四清’。开会期间，免费让四不清干部吃炖肉馒头，不准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只许‘互相批判’、‘劝善规过’，否则就是‘立三、王明路线”，就是’一棍子把人打死“。他说：‘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是小会帮。’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他强调核心班子”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叫嚷：‘原有干部撤换面不许过大。’撤换走资派，他诬蔑是‘轮流坐庄’，‘互相拆台’，威胁说：‘这样非亡国不可。’，他公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说：‘换掉一半，就没有问题了吗？你换人的觉得没有问题了，被换的人觉得还是有问题。有些新干部虽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就是不能领导三大革命，就是废物。’运动一开始，彭真就对中央派下去的干部制定了‘一不欢迎，二不合作，三刁难，四搞臭，五赶走’的反革命方针。他还疯狂破坏北大社教运动，残酷地打击以聂元梓为首的革命左派……”
彭真看完这篇东西，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对一位法官说：“你看看他们整理的我们这些材料，苍白无力，一点份量也没有。他们整理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要我们手中的权力，我们今天整理他们的东西则是为了要他们的命。”
那位法官打了个激灵，很快恢复了平静。
彭真没有看到这些。他的思路飞到了十二年前的这个时候……
彭真脖子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被四、五个红卫兵反剪着双手，和另外几个“黑帮”分子押上了批斗台。一阵暴风雨般的耳光后，他站稳了脚步，垂下脑袋，听候批判词句。
“彭真，你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当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却公开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把我们同苏修的斗争说成是家庭兄弟姐妹、父母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而引起的吵架。说什么‘攻击我们的人，他的脑袋就是那么长的，只好等待。’你这是不是公然和毛主席山对台戏？”聂元梓的语气里不乏恼意。
“我有罪！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彭真抬起头，额上的汗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流。“我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现在我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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