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的病怎样了？我问。
昨天到南平就是去看病的，医生说没有多大关系。雪妹回答得有些故作轻松。
你们这儿没有什么出路，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我问。
我是想出去，但我老公不想呵，他说他在外面不习惯。雪妹说。
对于雪妹的婚姻，我和雪妹都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我又能说什么呢——劝她离婚？这个问题雪妹肯定不会没想过，然而，在农村，“离婚”二字又谈何容易？
一路颠簸回到医院，已是黄昏时分。
哥哥和Z君和耕夫正在父亲床前说着话。
晚上，外甥告诉我，哥哥对我的“擅离职守”十分生气，说如果父亲有个差错，非打断我的一条腿不可。
我笑了笑：哥哥这次难得的在背后对我发火，是因为爱——对父亲的爱；
而我的“擅离职守”，同样是因为爱——对雪妹的爱。
父亲平安地出院了。
我终于结束了近两个月的牢狱般的陪护生涯。
第十章 欲哭无泪（1）
生和死之间，我会毅然选择——生。
因为，生，比死，更需要勇气。
——沙漠舟
最后一次跟父亲和哥哥合影
我和华的爱情，依旧平淡而热烈地继续着。
华不愿我去看她——她不想让父母过早知道我们在相爱；而我，却盼望着她有一天能来 ——哪怕见上一面就分手。
她，终于没有来……
小鹃和她的东北男友却来了。
小鹃想在家里呆上一段，然后跟男友到东北看一看他的家。
那人高马大的“东北佬”一见我，嘻皮笑脸地叫我“叔叔”。
你不怕我打断你的腿？我正色道。
他对小鹃的“丑恶行径”，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这个不懂爱的家伙，他的“爱”差点把小鹃逼上绝路。
一天，小鹃借了一架照相机来，嚷嚷着要拍全家福。
我第一次跟哥哥合了影，跟父亲合了影。
我又何曾想得到：这竟然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父亲和哥哥合影了。
我也给小鹃、小鸿、强分别拍了他们与其父亲的合影。
那一天，大家好不开心，因为全家从来没有这样兴师动众地照过相。
在要给哥嫂一家拍全家福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件咄咄怪事：嫂嫂坚决不拍全家福。
在我的经验中，我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母亲：她长得也不丑，儿女们也和她毫无过节，她竟然不愿与丈夫和儿女们合影！
我端着照相机，一时竟有些哭笑不得。
现在想来，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哥嫂的不和，嫂嫂从心底里恨哥哥。
经过大家的左劝右劝，我好歹才给哥嫂一家拍下了一张来之不易的全家福。
我跟哥哥的那张合影上，我的身体几乎是倾斜地依靠着哥哥。
在这个世界上，哥哥是我二十多年来最强有力的依靠。
然而，我却不知道，不久之后，我就要永远地失去我生命中这唯一的依靠了。
1996年4月的一天，哥哥对我说，灯明，你去浙江帮忙看鸭子，怎么样？
我犹豫着，没有马上回答。
其实两三年前，哥哥也这样问过我，我没答应去。
因为村里曾有一个壮小伙子，被人雇去浙江看鸭子，半个月不到就跑了回来。
那儿哪里是人呆的地方呀，苦死了……那个逃兵诉了一大堆苦，让人听了心惊肉跳的。
这一次，我还能以此为理由回绝哥哥么？
家里实在太穷了，父亲动手术又借了几千块钱。
哥哥当了五年多的村长（上年起又兼任党支部书记），可家里除了一台三姐不看的旧黑白电视机，以及一台不值几个钱的录音机外，什么也没有。
这时的我，是该为改变家里一穷二白的面貌尽点责任了。
我咬了咬牙，说：我去！
今夜，我就要离去
1996年4月18日，离家前夜，窗外，风雨大作。
在这一个不安的深夜，我仿佛有某种预感似的，竟然写下这样一首《别》：
今夜，我就要离去/命运之神的安排/常常突然得教人/猝不及防
就要离去/一切仿佛已经太晚太晚/我甚至/来不及为我心爱的女孩/捧上最后一朵/鲜花/来不及为我亲爱的朋友/送上最后一句/祝福/来不及为我病中的故乡/洒下最后一颗/汗水/来不及为我贫血的祖国/献出最后一滴/忠诚
而在今夜/在今夜之前/我是怎样挥霍/我金子般的青春/金子般的生命呵/回首之间，才发现/一切，竟是那样/不堪回首
不要宽恕我，生活/让我离去/让我承受一千次暴风雨的洗礼/让我经历一千次死亡的炼狱/让脆弱的心/被风雨之锤/一千次锻打/让卑微的灵魂/被死亡之剑/一千次雕刻
今夜，我将离去/爱我的人们呵/请为我祝福/如果我能在风雨中战胜风雨/如果我能在死亡中超越死亡/我将归来/用热血和生命/再无怨无悔地/深爱你们/深爱一千次
“别”——生离死别的“别”，永别的“别”。
而我不知道，哥哥，我挚爱的哥哥，就要和我，以及这个他深爱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
1996。4。19
10点40分，上车；
12点40分，武夷山下车；
1点整，上车；
5点整，江西上饶白沙下车。
1996。4。20
4点多起床，数小鸭；
6点15分上车，半小时后至上饶；
10点上火车；
晚8点，至浙江嘉兴下火车；
晚10点，至老周鸭场；
晚12点，喂小鸭后休息，下半夜起来（照看小鸭）一次。
1996。4。21
6点起床。
午饭后上船，经水路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
离家之前，我特意买了一本新的日记本，取名为“漂泊日记”。
它的第一页上，便记下了上面的“行程表”。
汽车、火车、小船，把我从故乡带到了异乡——浙江嘉兴。
嘉兴的南湖是中共一大会址之一。这里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嘉兴又紧邻杭州、苏州、上海。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这人人向往的“天堂”里，迎接我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第十章 欲哭无泪（2）
今晚咱们是真正的“天当房，地当床”了
我们一行有四个人：哥哥的合伙人小纪夫妻俩、哥哥的“代理人”——我，以及雇来的一个帮手歪嘴老伍。
小纪已经不小了，快四十岁了，本身是浙江人，落户在我们下园村，以前经常到这一带“做生意”——养鸭，有赚的也有亏的。这一次，把哥哥说动了心，合伙做了这一次“生意”。
小纪是哥哥众多的“狐朋狗友”之一。
哥哥在村里是孟尝君式的人物，为人大度真诚，交游广泛，上至政府领导，下至地痞流氓，都有哥哥的朋友。
歪嘴老伍曾帮哥哥干过几天活，后来找不到活干，生活不下去时，哥哥便叫他到家里吃饭。
类似老伍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经常把小气的嫂嫂气得在背后骂骂咧咧的。
我们到达目的地——一座在野外的废弃仓库，从小船上卸下小鸭，关进了仓库里。
仓库年久失修，门板和窗户玻璃早就无影无踪，蛛网密布，只剩一个破烂的空壳。
两千多只小鸭，叽叽喳喳的，一下子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黄昏时，小纪夫妻和老伍在给鸭子放水，我被安排当伙夫——做晚饭。
我在仓库外的墙根下找了个背风的空地，拣来几块石头，把小铁锅往上一架，一个简易锅灶就搞好了。
我在附近找来一些干树枝干树根之类的柴火，往铁锅里倒进米和水之后，就正式点火做饭。
尽管我上小学时就在嫂嫂的“监督”下学会了做饭，但这样的野炊却还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由于火候掌握不好，饭被我烧煳了。
还好小纪他们并不计较，一碗又一碗地把一锅糊饭都干掉了。
一连两天没日没夜地奔波忙碌，体能的过度消耗，使大家都有了一个好胃口。
晚上，小纪和老伍抱来了几捆干稻草，我们一起把稻草在仓库二楼的地上铺开，再放上草席与被子，就是一张“床铺”了。
尽管已经疲惫不堪，我们还是不能睡安稳觉，每隔两三小时就要起来照看一次小鸭，把因怕冷挤成一堆的鸭子驱赶开，防止它们挤压窒息而死；另外，老鼠也是小鸭的“天敌”，晚上稍有动静，我们就得“呼嘘呼嘘”地大喊几声，以吓唬可恶的老鼠们。
当然，晚上不可以有电灯——在浙江的那一段牧鸭岁月，我从未点过一晚电灯。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在仓库里睡了十几天地铺，这是我在嘉兴最好的“待遇”了。
十几天后，小鸭们开始长大，一千多只小鸭子在仓库里关不下了，晚上就分出一部分，关在附近的一个小仓库里。
这个小仓库其实就是一间三十多平米的破屋，“住”了鸭子后，人就无立足之地了。
但鸭子晚上还得有人看——怕人偷。
我提出，由我当看守，就在仓库外面睡。
小纪不放心，叫老伍跟我一块。
晚上，我和老伍把稻草和席子、被子从大仓库里抱了过来，在小仓库门前铺开了“床铺”。
今晚咱们是真正的“天当房，地当床”了。我跟老伍打趣。
嘿嘿，老伍咧着歪嘴笑道，俺这样睡可睡过多回哩。
没办法，灯明，你就委屈委屈吧。小纪很客气地对我说。
在异乡牧鸭的“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
早春四月，南方的气候乍暖还寒，我缩着身子躺在星空下的被窝里，一直睡不着。
一轮将圆的明月在云朵间徐徐穿行，一颗颗星星在天空中时隐时现；田野上，一些不甘寂寞的虫儿们，已经在春风里欢快地鸣叫着。
我大睁着眼睛，仰望着天上那轮明媚的月亮，心里不住地涌上来一阵又一阵的痛楚和忧伤……
我在思念华了！
离家之前，我买了十几个浅绿色的信封，写好地址，贴好邮票，每个信封都放了一篇我从报刊上精心挑选的文章或诗歌。
我让友人每周帮着寄出一封，这样，即使我在浙江没办法写信，华还是能收到我的信，还是能感受到我的爱。
到了浙江后，我把汽车票、火车票也一并装进信里寄给了她。
华正在“备战”成人高考，我希望我的每一份微小的爱都能给她增添哪怕一点点的信心与力量。
在异乡牧鸭的“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早上天一亮，也就是5点多钟吧，人还没醒来，鸭子就先叫唤开了。
小纪就会把我和老伍叫醒，赶着鸭子下田。
只留下纪嫂一人，在“家”中做饭。
纪嫂做完饭后，就来换我们的班，我们仨轮着回去吃饭。
从早上直到傍晚，除了早饭和午饭的时间，我们不是在田里就是地里。
因为怕鸭子糟蹋农民的庄稼，我们得一刻不离地跟着鸭子。
养鸭一般分为两种：圈养和放牧。
我以前替家中养鸭都是圈养，较为轻松。
而这一次，我可是尝到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一种怎样的滋味了。
没两天，我就感冒了，但我并没有去抓药，硬挺了过来。
到浙江２０多天后，我们“拔营起寨”，离开了两个破仓库。
第十章 欲哭无泪（3）
附近田地里散落的谷粒、草籽，以及昆虫等天然饲料，已被渐渐长大的鸭子们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换一个地方。
这儿地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有丰富的天然饲料。可以节省大量的养鸭成本，这，就是我们家乡不少鸭农每年都不辞辛苦地跑到这里来“赚钱”的主要原因。
转换营地之前，通常都是小纪先去“侦察”，确定新的“地盘”之后，再由老伍挑着行李，我们一路大声“呼嘘呼嘘”地驱赶着鸭子到新地点去。
“转移”是一桩很累人的活计。
我头戴一顶破毡帽，脚蹬快有我三分之一身高的过膝的长筒水靴，穿着溅满泥水的破烂衣裳（那时我穿的“养鸭服”都是破了洞的），手里挥着一竿“破旗”（在三四米长的竹竿末端扎上白色塑料布，用以吓唬鸭子），屁股后面挂着一团塑料雨布，这，就是我当时的“光辉形象”。
新地点近倒省事一些，远的话可就要命了，一路上要过沟过桥过河过马路，两千多只鸭子的队伍不断会出现一些不听话的“叛逆”，有时你一不留神，它就蹿出队伍之外，而鸭子这东西有一种“跟屁虫”的天性，只要有一只鸭子带头“造反”，其他鸭子就会跟着效仿，它们或是蹿进农民的秧田，把人家的秧苗搅得一塌糊涂；或是一窝蜂地往不相干的方向狂奔而去，有时我为了截住这类“叛逆”，经常是不顾前面是水沟还是烂泥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前去，一头栽进沟里或是长筒靴陷进泥水里或是奔跑溅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我体质本就孱弱，跑到最后，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脚步沉重得再也迈不开一步。
这个时候，我一边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一边无奈地看着鸭子们在我的眼皮底下“造反”，心里又恨又无奈——恨自己身体不强壮，无奈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却跑不过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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