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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
作者：凌志军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但又不仅于此。
本书主要描述了微软公司里一百多位中国人的命运，这些中国人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用八千万美元做了一笔最优秀的投资——在中国北京建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一群充满想象力的“疯狂天才”聚集在李开复周围，酣畅淋漓地干自己想干的事。瞭望世界巅峰的遮眼罩不复存在，创新激情被点燃，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不是植根干微软独一无二的土壤，这一切会不会荡然无存？
于是，人，人的智慧的弘扬，人的智慧的弘扬所依赖的环境，就成为本书所要叙述的这个故事的主旨。

作者介绍：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文章试读：
　　　　陈蕾供职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在第五层。尽管这里是“研究院”而不是“公司”，既不做产品也不卖产品，但陈蕾和她的同事还是习惯于把这里叫做“公司”，而不是叫做研究院。办公的空间不算宽敞，以微软公司数千亿美元的市值和数百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来衡量，算不上奢华。浅驼色的化纤地毯上编织着深色花格，窗帘是垂下的，天花板由斜线分割成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其间点缀着圆形的灯具。外边天色已经大亮，休息厅里的电灯却都开着，把淡淡的光亮洒在研究员们工作的大厅。走廊边上相隔不远的地方就放着咖啡、可口可乐、红茶、绿茶和菊花茶以及冷水和热水。靠西北的角落里，还有一间专用的饮水房。那些来实习的大学生们，往往会对这饮水房和饮料产生强烈的兴趣。他们过去只是从书籍报刊上听说，微软公司的员工和来访者都是按需取用饮料，不必付钱，现在则有了实际的体验。
　　　　关于办公室的设计，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是，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市的那片红杉树林中兴建它的总部时，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里正在时兴大开间的集体办公区（90年代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但比尔．盖茨坚持让每一个员工都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大约十一平方米，里面摆着电脑台、电脑、一个小圓桌和几把靠背椅，没有沙发。不论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都一样。这种空间格局潜移默化了一种人人平等和张扬个性的思想，与美国东部那些老牌公司中的等级制度背道而驰。现在，总部员工已经有一万八千人，比那时多了上百倍。办公区域不断扩大，楼房号码已经排到一百二十七号（实际上只有四十六栋），但比尔。盖茨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所以，每一个进入微软公司的人，从第一天起便能享有单间办公室的种种乐趣。

关于智慧的故事

我将本书奉献给：
那些最聪明的人。
那些现在还不聪明但却正在聪明起来的人。
那些曾经聪明但现在已经聪明不起来的人。
那些虽然不聪明但却管着聪明人的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微软始终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即使在我们国家，关于微软的故事也有很多正式出版物。与以往这些出版物不同，本书所描述的主要是微软公司里一批中国人的命运，这些中国人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其内容大都取自第一手资料，主要部分是我的直接观察以及当事人的回忆。
在我采访的整个过程中，微软公司以及微软中国研究院都给了我极大支持。前者安排了我同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和其他一些人的直接交谈，这些人全都是第一次接受一个中国内地记者的独家采访。后者向我开放其内部档案和电子邮件，并且允许我旁听他们的许多根本不能向外公开的会议。我还有机会采访位于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市的微软总部，穿过那些迷宫一般的走廊去寻找我感兴趣的人。在本书所涉及的100多个人物中，有50多位曾经与我面对面地交谈。我对他们的采访断断续续持续了16个月，接受采访的每一个人，都真诚地对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思想以及种种酸甜苦辣，让我留下大约140个小时的录音带，还有超过100万字的采访笔记。我还同有关的人相互往来300多个电子邮件，其中相当部分是为了核实一些事实乃至每一个细节。当然我也阅读了大量旁证材料和公开出版的书刊，对于我理解微软和在微软工作的这些中国人，这些间接资料都是重要参照。没有微软的支持，我无法完成我的工作，不过，我在下面所叙述的内容，全都出自我本人的独立的取舍和分析，所表达的思想也全部属于我自己。我从一开始就向我的采访对像表明，我不是微软的“代言人”，而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我考虑做这件事的时候，曾与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有过一次交谈。
我说：“我将写我想说的话，不写我不想说的话。”
他说：“当然。你可以随便写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写。”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并没有决定真的写出什么东西。让我最终下决心把本书写出的人，不是李开复，不是比尔．盖茨，而是清华大学电子系一位尚未毕业的硕士生。她是江西南昌人，叫潘锦辉，不是微软的正式成员，但却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实习，因而能够从最近的地方感受微软的环境以及微软员工的工作、生活和心态。她表现出色，深得老板嘉许，但她从未想过毕业之后就职于微软。她说她对微软曾经有过不大好的印象，那是她进入微软实习之前从各种公开舆论中得来的，但她的不肯就职于微软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一些个人的原因促使她出国了。这些事实表明，她与微软之间并无利害纠葛，其本人既无成就和名声，也无权力和财富，在我们国家几亿年轻人中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正因此，我便格外相信她的客观公正。从以下一段潘锦辉和我的对话中，读者必定会和我一样希望更多地了解微软，以及微软中的中国人：问：能谈谈你对这里的感觉吗？答：我今年夏天来到研究院，感觉非常愉快。虽然压力很大，但很愉快。虽然清华是一个很累人的地方，但你如果想舒服，还是可以很舒服。节奏比这里慢得多。这里的工作让我兴奋，虽然压力大，但你会觉得每天都能做出一些事情来，每天都不是在原来的地方踏步，有成就感。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幸运。
问：你刚才两次提到，虽然有很大压力，但很兴奋，很愉快？
答：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问：可是在很多地方，压力大会让人不愉快，压力和愉快不是很矛盾吗？答：哦（笑）！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习惯于舒适的人，在压力之下也许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批学生都不是这样的人。在清华唸书的几年，大家都是在压力下长大的，所以大家都是不怕压力的。尤其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每天都能做出新东西来，这样的感觉就会很好。
问：你的意思是，关键是每天都能做出新的东西？
答：对！如果你混了一天什么都没有做出来，这样一天一天，恶性循环，越来越糟。
问：我明白了。关键是每天都在前进，不是原地踏步。如果没有前进，就算没有压力，你也不会开心吧？
答：（笑）对！对！不是说压力使人愉快，而是在压力之下的小小成就感让人感到愉快。
问：这种感觉，你过去在别的地方有吗？比如说在清华？
答：我刚才说在这里做得很兴奋，就是说在学校做得不是很兴奋。
问：那么在你来之前，微软公司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子？
答：老实说，是个负面形象（笑）。
问：什么负面印象？
答：因为……毕竟……它……比较……比较霸道。反正，总体上是一个负面形象。
2000年早春，我在美国西部雷德蒙市微软总部完成了采访，住在哈利泰吉花园公寓开始写作。窗外红杉郁郁葱葱，绿草如茵，景色宜人，空气中散发着野生丛林的芳香。雨过云开，天空湛蓝，日月俱澄澈。我这人一向喜欢把自己融入天地之间，这次却没有一点这样的闲情逸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除了每天早晚在红杉树林散步各20分钟，其余时间全都沉浸在下面这个问题中：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有更多的人拥有潘锦辉那样的兴奋感？才能像微软中国研究院里的那些中国人那样，既聪明又走运，既有成就又有钱？
读者一望而知，这是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但事情还不仅止于此。要估量人的智慧对于社会进步所具有的作用，须以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看世界。在过去100年中，计算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战争。但是这仍然只是覆盖在历史表面的那一层。技术的背后是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在改变技术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智力战胜体力”的时代；在21世纪，世界也许将出现一个“智力战胜权力”的时代。也只有在这个时代真正开始的时候，蕴藏在亿万“潘锦辉”身上的智慧和激情，方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看来，人，人的智慧的弘扬，人的智慧的弘扬所依赖的环境，就应当成为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的主旨。

序幕
CryingWolf－－“狼”来了！20世纪最后20年里崛起的这个奇迹，不因横行霸道，而因勇于创新。它的兴旺，不是由于其尽善尽美的道德准则，而是由于其机灵多变的精神。它的力量，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乐于接受普通人需要的平实态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基地、最值钱的公司，拥有最多的富翁，但它仍然像是一个不知分寸横冲直撞的孩子。在它之前，全世界的历史上有谁对人的智慧寄托过如此巨大的信心、倾注过如此多的争论？
－－作者题记

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开始于1998年，但它的序幕有可能在100年前已经开启。
公元1898年，在中国旧历属戊戌年，历史所载最重要的事件，为“百日维新”。皇城内外，变法高潮迭起，吸引国人关注，谁也不曾料到，激进的改革领袖谭嗣同却在一件小事上倾注极大热情，惊叹见到“至奇”。这一年谭嗣同游历全国至上海，亲见一部计算机，其“进位”结构由6个齿轮组成，轮上依次表明从“零”到“九”，齿轮转动速度以10倍递增，所以能够构成6位数字的加减运算。据说此种设备为法国人帕斯卡发明，后来又由莱布尼茨加以改进，赋予乘除运算的能力。19世纪20年代，再由托马斯大幅度提高机械工艺，成为能够使用的计算工具。谭嗣同在友人傅兰雅处看到，惊叹不已，当即致信老师欧阳中鹄，说那台机器能够自动显示计算数目，还说他试验百次，居然不差。谭嗣同的这一感慨转瞬即逝，日后也被史家忽视。从那时以来，悠悠岁月中，多少事情都已发生，可是计算机给世界以及中国带来的变化，看起来已超过种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可惜历史只是记录了谭嗣同的政治主张和慨然就义，而对于这段牵涉深远的小事，后人大都不能尽知。
整整100年后，也即1998年那个承前启后的秋天，我们的国家再现改革高潮。京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城里的人们纷纷聚会，赞美过去20年里怎样改革内政，又怎样向世界开放。11月5日。星期四。北京长安大街两边的白杨正在凋零，天气虽未进入酷寒，却有几分萧瑟，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当日午后，与北京火车站相去不远的国际俱乐部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礼仪小姐盛装笑脸，亭亭玉立在迎宾案两侧，案上端放“来宾签到簿”一册。根据此簿记载，这一天来者约300人，均为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名人物，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学校长、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员、7位所长、一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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