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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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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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五一施政纲领”和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
民主建政不仅体现在“三三制”,也体现在各党派真正行使权力。1942年1月,高岗率考察团到绥德、米脂等县考察工作。他与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和各厅局长一起对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考察中,一方面坚持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原则,同时又放手让党委人士大胆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党内外的关系非常融洽。
按照精兵简政的精神,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
西北局机关带头精简,高岗提出边区一级的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合署办公,紧缩上层,加强下层。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边区政府系统进行了三次大精简,裁减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名。13 同时,建立和改革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不仅在边区政府系统,还包括中央很西北局,根据《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重新划分和审定各级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职权和业务,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做到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简政工作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涉及政策、制度、机构、人事和业务,及领导作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精简中既要检查思想,也要检查工作。
经过两年努力,边区机关精简机构达到了“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充实到生产和县、乡第一线领导,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使陕甘宁边区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工农业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与国民党统治区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照。在194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和英模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到会讲话,赞扬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和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3、各项事业大发展
教育事业
党中央对干部培养十分重视,早在1937年12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久发出指示,要求招收青年学生到边区来。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中央的神圣任务,强大的党组织是必要的”,“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因此,必须打破党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基础。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西北局和边区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边区党委组织部于1939年9月23日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12月,高岗签发了边区党委“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大胆吸收各方面愿意为无产阶级关门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参加建设和为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
同时,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一直把文化教育工作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在1939年制定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国的优秀后代”,“发展人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防教育、新闻教育、卫生保健事业等方针政策。
根据这些政策,边区党和政府创办了党校、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学校、研究会等,并在各地区建立中小学。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大批军烈属子弟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儿童。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西北党校(高岗亲任校长)等一大批中高级学校及自然科学院也相继成立。到1944年,全区学校达1300余所,在校生四万余人,比1935年增加近十倍,边区成为一个“人才库”,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还组织了许多识字班、夜校、冬学等,普遍建立读报组、图书馆、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促进会等等,使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少数民族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多民族地区,高岗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解当地民俗民情,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担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贯彻执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多次对绥蒙地区的工作作出指示。西北工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9年春,高岗只是绥蒙负责人:“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    1940年春,西北工委先后制定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至各级党委,指导民族工作。
这期间,西北工委组织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如建立才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落成并举行典礼;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41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由朱德和高岗发起成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0月26日,成立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的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等民族团体及18个民族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朱德为主席,高岗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
1941年10月,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来自七个民族的四百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及培养民族干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三)整风运动和历史总结
1942年春,党中央发出整顿党风的指示,并派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指导西北局的整风运动。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任弼时作报告,要求用几个月是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路线展开批判。同时,由任弼时负责,着手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指示),强调党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4
西北局根据中央要求,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联系本地区实际,对边区的历史进行总结。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回顾了边区党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几年来的工作,肯定了边区党委在1938年5月以后(即高岗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于中央路线相符合的,并作出决定,纠正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以及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
1942年11月21、2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5
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1935年9、10月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干部……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高岗在1954年反省时曾不无愧疚地说:“当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郭洪涛受到很厉害的批判都能接受,现在被人家一批就受不了啦。”
西北高干会结束后,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精神。”“以伟大的党羽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
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非常高兴,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
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偏差。高岗发现问题后,立即找人进行调查,并先后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示,审干工作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搞错了的坚决平反。中央派帅梦奇(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边区党委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亲自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指示组织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四)走上辉煌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其他解放区学习的榜样,高岗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他已不是刚从内蒙回来的那个满腹怨气,对工作无从下手的骑兵司令,而是一个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精心调教的攻击领导干部了。1943年冬,西北局召开劳动英模大会,党中央、边区和各分区的党政机关向高岗献锦旗,赞扬他是“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救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10日,高岗参加了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并被推举为“七大”预备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秘书长。毛泽东在关于“七大”方针的报告中说:
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进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4月,高岗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生涯登上新的高峰,走上辉煌。
“七大”结束后,1945年6月底,高岗主持召开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西北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根据“七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再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分析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了团结,巩固了西北党的领导。会间,中央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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