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杂牌军组织的几千群众（主要是青年）向卢斯塔维冶金厂进发。此前他们曾在市中心集会。在厂行政大楼广场集会又继续进行。演讲者讲话中除要求格鲁吉亚独立和脱离苏联外，还出现了要求工厂停工，工人放下工作参加集会的呼声。听到了这样的叫喊：“你们炼钢献给俄罗斯，而俄罗斯用它来造武器消灭你们。”随后有人提议冲击工厂，在马丁炉车间举行集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工厂工作人员和前来的民警呼吁要理智，建议集会解散，但是都没有奏效。
将近24时，行政大楼广场上的形势恶化了，一大批人高喊：“不要听他们的！冲破炼钢厂防线！”涌向正门，想强行冲入厂区。当时为了对付胡作非为的人群，工厂开来了消防车，堵住了正门。水龙头喷射的水流让攻击者清醒了一下，可是很快储水用完，对大门的冲击又加强了。在这紧急关头，厂保卫部副主任向天空放了5枪，阻止了集会群众进一步深人厂区的企图。他们逐渐离开大门，回到行政大楼广场，夜里3点才离开。
在卢斯塔维冶金厂举行集会，目的是想鼓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工人，把他们拉过去。第比利斯特使们的标语和口号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工人们没有允许集会者进入厂区破坏生产，在城市造成无法控制的局势，引起混乱和恐慌。
恐怖之夜的真相
依照已作出的决定，罗吉奥诺夫上将作为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这一行动的指挥，责成少将叶菲莫夫（苏联内务部军事作战组的首长）协同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中将戈尔戈泽拟订行动计划，并于4月8日24时许经上将正式批准。可惜的是那些作出决定的人没有在文件上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于是罗吉奥诺夫将军便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此刻便独自成了第比利斯事件中的“极端分子”。
取缔政府大楼前群众大会的行动预定在 1989年 4月9日4时开始。
根据当时的标准，内务部队的装备如下：钢盔、防弹衣、警棍、塑料和金属盾牌，军官们配备个人武器。按编制配属的伞兵分队配备有钢盔、防弹衣、小型步兵铲，军官和准尉们配备有编制规定的武器。
参加行动的除民警人员外，共2300人，另6辆装甲运输车、8辆步兵战车。2辆救护车和4辆消防车。行动计划还规定必要时可以喷射消防水龙对付集会群众，但后来决定只是在行动中遇有焚烧车辆或发生火灾时，才使用消防手段。
3时许，戈文察泽中校依照戈尔戈泽中将的命令，在政府大楼前向集会群众讲话，建议他们离开广场，并警告说，未经批准的集会不得继续进行，为此将动用军队。但是集会群众对这一警告未予理睬。接着，3时16分，应中校请求，格鲁吉亚最高主教伊利亚二世向集会群众讲话，请求他们停止集会，并警告他们存在确实的危险，“只差几分钟了”。
听到这一呼吁，集会组织者之一，身在艺术家之家医疗站屋内的采列捷利，大喊“是谁给他的权利命令人们？”跑到广场，夺过麦克风，开始鼓动人们不要离开广场，要忠于誓言。
在多次警告将动用武力之后，眼看着部队和军车就要沿大街向政府大厦进发时，3时50分，广场的扩音器响起音乐、歌声，大街有些地方人数不多的游行示威者跳起了舞。
舞曲录音带是专门准备的，一些地方同时开始跳舞是事先定好的——在面临危险的时刻，这种娱乐是不自然的，显然是装给人看的，这一切都是杂牌军头头们事先排练好的一出戏，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集会、游行是和平的、无可指责的。
1989年4月9日4时，按计划规定，第4摩托化步兵团分队缓慢地向政府大厦开进。
实际上从部队移动的最初几分钟起，空降部队的官兵就已受到集会群众的攻击。战斗部队还没有同集会参加者接触，就已有 6名空降兵因集会参加者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东西而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放过战车后，在装甲运兵车行进时，集会群众又重新聚集到一起。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散兵走走停停。中校巴克拉诺夫通过扩音喇叭呼吁集会参加者离开大街，否则将使用武力。4时零 6分，摩托化步兵团在政府大厦右侧地区接触会众，试图在盾牌的帮助下沿大街把他们挤出去。
经查明，集会组织者于4月8日即已做好准备，对维护法律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反抗。为此，他们成立了由掌握格斗技巧的运动员、身体强壮的男人组成的许多小组。这些人在行动开始前就站在集会群众的最前列直面部队，在同内务部队军人冲突前，先下手投掷瓶子、石块等物，然后使用木棍、金属器件、刀子、标枪等等，开始进行猛烈顽强的抵抗。
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军人克服了会众的顽强抵抗，继续缓慢地沿着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大街把集会者挤出去。可能引起人员伤亡急剧增加和导致行动中断的危急形势，以及内务部后备力量的缺少，迫使罗吉奥诺夫上将应叶菲莫夫少将的请求派出59人空降兵连，支援执行挤压任务的部队。。
空降兵连人员同集会群众发生了短暂的（没超过 10分钟）肢体接触。他们按计划规定只履行保卫任务，没有进一步参加往外挤压群众的工作。。
军人沿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大街继续缓慢地往外挤压人群。会众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下面是工学院四年级一个在场学生的叙述：“……我当时正站在政府大厦正门附近的麦克风旁……士兵们很快地靠近，约4时许开始清除人群……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激怒得发狂，拼命殴打士兵。我们的手中是棍棒。我把第一中学旁的长椅拆毁，拿着长椅的木方去痛打士兵的脑袋。可惜，他们却戴着钢盔，要不然我定会送他几个上西天……部分士兵被我们格鲁吉亚小伙子围住了，其中有练空手道、柔道、拳击的运动员，这些人很快就把士兵制服了。殴斗是你死我活的，流了不少血——有我们的，也有士兵的。我也加人这一伙。我练自由式摔跤有10年了。小伙子们夺警棍，砸盾牌，士兵成堆地倒下……”
这些怀有极端主义情绪的部分集会群众，不但有事先准备好的进攻性武器钢筋、标枪、刀子等，还有射击武器。
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官兵继续克服肆无忌惮的人群的顽强抵抗，约在4时30分前终于将广场人群完全挤了出去。此刻在台阶上，在平台上和政府大厦入口前的草坪上——大楼左侧正面发生过挤轧的地方——发现16人死亡，伤者无数，受伤者即刻得到了民警、军人和应召前来的急救人员的救护。
清理政府大厦广场的任务完成以后，内务部队继续完成既定任务，逼近焦尔德日阿什维里和列霞？乌克兰英卡街的交汇处。在这一地区他们又遭到一大群游行示威男子（从1000人到几千人）有组织的、激烈的反抗。他们除了向部队的战斗队形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杂物外，还对军人使用标枪、刀子、金属管截头、燃烧瓶，从窗口、阳台和屋顶向士兵投掷各种重物。结果部队横队的行进不得不停止，士兵为防御大量飞来的重物，不得不集中起来，用盾牌遮住自己。不少于40名军人身体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这军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实实在在威胁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更加严重的后果，叶菲莫夫少将完全依据内务部队战斗勤务条例，下达了使用特殊制剂“稠李树”的命令。
巴克兰诺夫中校通过大喇叭呼吁集会群众停止抵抗，并警告他们说，否则将用催泪瓦斯。但是毫无用处。这之后经精心计算，使用了16个单位的“稠李树—6”，才把胡作非为的人群驱散。
在卢斯塔维里大街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和恰夫恰瓦泽两街地区，形势也大同小异。经叶菲莫夫少将和巴克兰诺夫中校的决定，使用了3个单位的“稠李树—4，” 和7个单位的“稠李树—5”。
进入共和国广场时，又遭到集会群众的猛烈反抗。他们凭依大卡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构筑的街垒，躲在街垒后面向军人们投掷石块，金属和木制物品。用了两个单位的“稠李树—4”竟然也不起作用。于是巴克兰诺夫中校下命令使用特殊化学制剂“K…51”，人群才散去。
5时10分，把集会者挤出卢斯塔维里大街的任务终于完成。因集会者有组织的违法行动而受伤的军人达187名。
后来查明，集会群众中的挤轧现象是在广场出现第四摩托化步兵团战斗队形那一刻发生的，后来由于恐慌，越来越严重。
集会群众前列的积极抵抗，使后面广场上的人难以通过战斗队形中特设的通道离开广场。
大部分集会群众（尤其是政府大厦台阶旁的）想要经由共和国广场方向的大街离开也很困难，因为有一大批集会群众正从那里涌来。再者，政府大厦的台阶上坐着和躺着一些人，他们响应集会组织者鼓动，决不离开广场，于是在拥挤时便有人跌倒在他们身上。正是在这里发生的挤轧，使游行示威者有了伤亡。
政府大厦前和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前的群众集会被取缔之后，4月9日一整天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紧张。城里传说死了很多人，极端主义分子号召“复仇”和惩罚军人，妄图对抗部队和民警机关恢复秩序的措施。
为了稳定局势，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主席团的命令，当日在第比利斯实行了宵禁。
中央采取了奇怪的，不一贯的立场。政治局，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要求共和国局势正常化—一同时又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先是帕季阿什维里，而后是古姆巴里泽）把事情搞得过分紧张。
顺便说一句，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
总书记有一句最爱说的话：“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紧张。”这句话捆住了领导者的手脚，无法自行采取决定，而大众媒体，实际上就是苏共中央的喉舌，却害怕披露事件的真相。结果人们得到的是明显具有倾向性的报道，看到的是虚假的一面，相信小道传闻。
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的这种作风，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特色。他不参与不得人心的决策，尤其是涉及恢复秩序问题的时候。结果地方政权瘫痪了，对驾驭事件无能为力。戈尔巴乔夫喜欢说：“过程开始了。”这句话可以做各种解释。针对上面描述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过程到底开始朝什么方向发展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朝着伟大国家解体和现存制度灭亡的方向发展。
莫斯科总是说不要造成对抗局面，不要为“过程”灭火，同时下令让军队待命，要制止抢劫和占领政府机关的现象发生。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当时正在英国，同莫斯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完全了解情况的进展。给第比利斯下达的命令，没有一条没同他商量过。
直到现在还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按戈尔巴乔夫指示在4月8日飞往第比利斯？是谁为什么取消了4月7日晚间作出的这一决定？很难相信取消这一决定是应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请求。就是现在，也未必有谁能弄清那些悲剧日子里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玩的把戏。谢瓦尔德纳泽不愿深陷事件之中，一到那边，他总会愿意不愿意地作出一些决定。戈尔巴乔夫让自己这位朋友从“事件”中脱身，实际上就是让格鲁吉亚领导独自面对问题，同时还可以把他不喜欢又有点惧怕的军队搅到这档子事里头去。
4月9日，第一个到达第比利斯的是克格勃副主席博勃科夫。4月9日12时应召开中央局会议，然后再开扩大的中央全会。切霍耶夫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我按时出发了。当汽车驶上通往第比利斯的大路时，在车中又接到通知说一切取消了，应该回去。不过我想进入市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街道上有军人巡逻，但市内很安静，所有企业和组织都在上班，而且在中央委员会有人告诉我，各单位开了群众大会，承认当局的行动是正确的，对于逮捕杂牌军领导，制止暴徒胡作非为和最终开始重整秩序表示满意。”
“根据莫斯科的建议，中央局和中央全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和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到达之后，于4月10日召开。这一改期在后来具有了重要意义。”
4月10日傍晚，中央委员会代表来了，但是很快就搞清，原来他们是另有任务。第一，请求帕季阿什维里不要到机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