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傍晚，中央委员会代表来了，但是很快就搞清，原来他们是另有任务。第一，请求帕季阿什维里不要到机场去迎接；第二，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先不到中央委员会，而是直接前往民主分子的牺牲地，代表莫斯科献花圈，屈膝下跪点燃蜡烛为亡灵祷告；然后，蜻蜓点水般到中央委员会逗留了一会儿，又去了大学——“民主分子”的巢穴，去会见知识分子。于是“丑剧”开始上演了：谢瓦尔德纳泽说，他为中央委员会（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机构，却没提政府）、内务部、军队考虑不周的残酷行为表示遗憾，说他此番前来，是为了弄清事实，惩办罪犯！他明确地说，军队是奉帕季阿什维里之命，在夜里4时冲击和平跳舞的男女青年，用工兵铲砍伤他们，并当即根据社会舆论的要求发出指示，立刻释放被捕者。
夜晚召开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会议，决定揭露真正的挑拨者们所扮演的角色，查清是什么人召集人群，组织他们进行非法活动。
这是夜里谈论的内容，可是到了早晨，对事件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整个矛头对准了军队。罗吉奥诺夫将军，一个大好人，一个精通业务的职业军人，一个忠诚履行职责的人，却成了替罪羊。大家闭口不谈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同谋的责任。他们很快获释，甚至被允许竞选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到头来各方面有错的倒成了莫斯科、军队和帕季阿什维里。
结果是“人民阵线战士”的威信得到了难以置信的增长。这回他们的活动受到保护，有民警陪同。而且他们居然召集共和国领导人前来汇报（！），还能左右中央新领导，决定任免事项。
谢瓦尔德纳泽被捧为英明地为第比利斯带来安定的伟大和平缔造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以自豪的口气谈到此事。罗吉奥诺夫将军是一个守纪律的军人，当时他对总书记在这一段历史中所起的真正作用有口难言。戈尔巴乔夫却装作对一切毫不知情。这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双重人格”的唯一事例。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又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要整顿秩序。行动吧，我支持你们。”他是如何支持军队、支持格鲁吉亚和莫斯科领导的呢？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梭布恰克委员会”的材料讨论第比利斯事件时，我们就会看到。在会上将会揭露伪造事件经过、利用当天夜晚的死者投机的那些家伙的真面目，说明工兵铲和毒气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颠倒黑白的审判
众所周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 1989年5月25日开幕的。那天上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两千多人民代表。
代表大会开幕当日，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导演、人民代表尚格拉亚提出了4月 9日第比利斯事件的问题，建议看一看反映这一悲剧事件的电视片。最后他把这一切责任推到了罗吉奥诺夫将军身上：还有最后一点。由于这一军事讨伐行动——恕我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截至今日已死亡21人，4000多人就医，3000余人中毒．伤残者数以百计。领导这次行动的便是罗吉奥诺夫将军。我认为，在我们队伍中有这样的人民代表，有损代表大会的体面。这就是我要声明的。”
这就是当天对事件的解释。没有格鲁吉亚当局什么事。只有残酷的罗吉奥诺夫将军！
最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第比利斯事件。31日的会议上，代表大会开始组建这一委员会。
气氛异常紧张。一些人说代表大会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苏联最高苏维埃调查委员会，而且一切情况都已调查清楚。另外一些人（哈萨克代表团）坚持让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任调查委员会主席。
人民代表波尔托拉宁是《消息报》通讯社的政治评论员，叶利钦当时的密友，建议选纳扎尔巴耶夫当委员会主席。当时，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对事件做出了明确的、考虑周到的评价。
为了说明当时进行讨论的气氛，我想引用一段大会速记：
人民代表（没有自报姓名）：“我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我同杀人犯合作。（大厅哗然）。所以只要罗吉奥诺夫将军在我们中间，我就拒绝履行自己的人民代表权能。（大厅哗然）
结果是批准建立调查委员会，但主席由委员会成员选举。就这样，第一次浪潮中涌现的“民主主义者”、令人难忘的索布恰克，便成了委员会的头头。这个巧舌如簧的人招惹了不少祸事。历史已经对他作出了判决。
在讨论第比利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并对之作出评价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相互关系的历史。
我们在思考上一个世纪80—90年代格鲁吉亚发生的事情时，不由自主会出现一个问题：格鲁吉亚是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一员，而后又成为苏联一员的？在什么条件下，经过哪些征服性战争，格鲁吉亚才并入俄罗斯版图的？
俄罗斯高加索政策的战略目标，也同样得到了高加索众多民族的响应，这些民族也希望从北方的邻居那里得到庇护，以避免伊朗和土耳其封建主的觊觎。
早在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时代，有些格鲁吉亚公国就已经开始了并入俄罗斯的运动。
彼得大帝的活动给俄罗斯接近高加索各民族带来了新的动力。同格鲁吉亚封建主的一系列谈判，向外高加索派遣部队等行动，迫使伊朗沙赫作出让步。
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命令，在莫兹多克领地安置受洗改宗基督教的奥塞梯人。在这一带开始修建城堡，派驻俄罗斯军队。哥萨克从顿河和伏尔加河开始向这一地区迁徙，而后印古什人和卡巴尔达人也向莫兹多克地区迁移。这一切反映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亲俄罗斯情绪。
1782年12月，卡尔特利—卡赫齐国王赫拉克利乌斯二世和伊梅列季亚国王所罗门一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请求，希望他们的领地得到俄罗斯庇护。1783年初，在北高加索的乔治城堡签订条约，确立了俄罗斯对东格鲁吉亚的保护关系。乔治堡条约长期有效。东格鲁吉亚的君王们许诺保护俄罗斯国民在其领士上的利益，并愿为俄罗斯利益提供契约关系的服务，包括给予俄罗斯管理权和贸易优惠。
18世纪末伊朗沙赫入侵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诸王国的生存成了问题。俄罗斯的保护未能成为安全的可靠保障。
1800年，赫拉克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乔治十二世向彼得堡请求合并入俄罗斯。1801年1月18日，沙皇保罗一世签署了格鲁吉亚归并入俄罗斯的宣言。
杰出的格鲁吉亚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恰夫恰瓦泽是这样述及俄罗斯军队进驻格鲁吉亚一事的：
信仰相同的伟大人民的庇护，永远驱散了对顽固不化的敌人的恐惧。这个早已不知安宁为何物的疲惫不堪的国家终于安静下来，喘了一口气，避免了破坏和毁灭，避免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争斗。敌人高举在我国和我们家庭头上的利剑的阴森的闪光已经消失。焚烧了我们的房屋和我们祖先的财产的烈火已经熄灭，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可怕回忆的强盗的袭击也永远成为过去。新时代开始了。被钉上十字架的，面色惨白的格鲁吉亚过上安全、安宁日子的时代开始了。
5年以后，在俄—土战争中，依据圣斯忒法诺和约，俄罗斯赢得了阿扎尔和西亚美尼亚。这样，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边界便最终形成。
1983年，我任苏共中央书记时，曾目睹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是如何坚持要在国内大张旗鼓地搞一次“乔治堡条约”周年纪念活动的。他的理由是无可争辩的——200年前格鲁吉亚自愿并入俄罗斯，从那时起开始了在苏联各民族友爱大家庭中的生活。
到了2003年，不知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已经只字不提举行220周年纪念活动的事了！这时他正忙于别的事情：在自己的峡谷里卵翼着恐怖主义者，同美国将军拥抱，头也不回地投向北约。这就是他所谓的“永恒的友谊”。
1917年的革命、内战、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激起了国家建设中急剧的离心力。分别成立了许多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国家体制的主权国家。
但是国内战争一结束，又开始了国家体制重组的艰难过程。1922年 12月 30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宣告了这一过程的完成。
1921年3月12日，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大会“根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宣布民族自决权，承认签约各方的独立和主权，认识到为了国防、经济建设的利益，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兹决定从现在起，阿塞拜疆、亚美尼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一个紧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
1921年11月，组建外高加索联邦的运动宣告完成。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一致同意成立联邦。1922年2月，党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权会议。
会议于1922年11—12月在梯弗里斯召开。会议通过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和阐述联邦意义的致各国劳动群众书。
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存在到1937年2月。众所周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宣言。
在那些年代里，党的领导对外高加索国家建设问题的特别态度值得关注。它完全不同于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部就这一问题实行的政策。
在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列宁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论述如下：
在对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民方面，应该更加宽容，更加谨慎，更多地让步。在租赁政策和商品交易政策中，应该从经济上积极地、千方百计地抓紧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应该想方设法广泛地、坚决地、巧妙地、周密地做到这一点，以改善工人和农民的境况，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
慢一点，谨慎一点，一步步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在高加索各共和国可能和必须做到的，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我们应当明白并善于实现这一目标，了解与我们策略的不同之处。
同年3月，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他表述了同样的立场：
在对待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小商贩方面，必须采取特殊的让步政策。应该明白，不仅不应该把他们国有化，还一定要作出某些牺牲让步，以改善他们的状况，给他们留出进行小规模贸易的机会……
请大家记住，格鲁吉亚的内外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不要运用俄罗斯的教条，而要巧妙、灵活地创造独特的策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成分作出更大让步。
大家知道，1922年后半年俄共（布）中央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发言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格共中央的委员们则坚持民族地区应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并要求直接加入未来的苏联，而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辩论双方采取了粗暴方式，互相扣大帽子，出言不逊侮辱对方。结果是奥尔忠尼启则对卡巴希泽大打出手，后者也辱骂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一头驴”。
众所周知，列宁对奥尔忠尼启则“俄罗斯式的动手动脚”，以及对调查此事的捷尔任斯基的宽容十分生气。列宁要求“保护俄罗斯异教徒，免受那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者，实质为卑鄙暴虐之徒的典型俄罗斯官僚的侵犯”。
在时称“格鲁吉亚事件”的强烈影响下，列宁于1922年12月发表了一封信——《关于民族问题或关于“自动化’》。他对自己对俄罗斯民族应有的国际主义理解，做了简洁的如下说明：
……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
在对待第二种民族主义时，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有过错的几乎总是我们大民族的人——我们对小民族施以无数暴力，有时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施加了无数暴力和凌辱。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是因自己的暴力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