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是因自己的暴力而伟大，像强迫命令的粗暴警察般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该不仅仅是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还应有一种不平等，即压迫民族、大民族给予补偿的不平等，这是生活实际所形成的不平等。
我在这里大段摘引列宁的文章，是因为在民族问题上，政治活动家们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这篇文章为指导的。
1923年4月召开了俄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对国际主义的阐释得到了完全的支持。“甚至以民族平等的观点来对待这一问题也是不妥的……”布哈林肯定地说。“正相反……我们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国民族，应该摒弃民族追求，将自己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应该对民族潮流作出更大的让步……只有摒弃追求，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即只有将自己人为地置于比别人更低的地位并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赢得以前受压迫民族对我们真正的信任。”
列宁作出的对“被压迫”民族的倾斜，把“压迫”民族即俄罗斯民族放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
列宁的路线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处境比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更差。俄罗斯生产了多于需求的物质财富。多余的财富用到了提高民族“边区”这件事上。可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作出评价的呢？我们可以从第比利斯事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声中得出结论。
我专门从有关所谓俄罗斯帝国“占领”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共和国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资料。时间将表明，格鲁吉亚将来会“依靠”到哪一个岸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24位人民代表成员，选出了索布恰克为主席，同样出名的斯坦凯维奇为执行书记。”真是难以置信，后来，两人在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一个在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莫斯科，都开了小差：一个逃到法国，一个逃到波兰。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年，他们还都是推翻现存制度的带头人。
6月末委员会奔赴第比利斯开始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拟就了全体成员签字的结论和索布恰克向人民代表大会呈交的报告。
没有必要全部引证这两个文件。我只想谈谈文件中的某些论点，用我所掌握的结论对之加以评说。应当指出，调查委员会正式文件中的某些论点，有同索布恰克的发言提纲不相符合之处。比如，1989年12月24日在向代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他说，应把事件置于目前正在国内展开的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过程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就这样，他把进行挑衅活动的民族主义者说成了几乎是“改革”的英雄。
委员会理应客观评价这些“和平游行”的实质和方法，游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以及委员会成员尚格拉亚的作用。怎么解释儿童、少年，学生跟自己的教师一起有组织地参加群众集会这一现象呢？难道用钢筋、刀子、削尖了的棍棒等武装起来的人们是在追求和平？
可是委员会却完全同情和姑息这些人。它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行为，也没有事实证明有人企图夺取政权、使用暴力或出于政治原因蓄意伤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任何一种民主也不否认，为了维护秩序，必须有一个强力机构。但所有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人民代表到最高检察院代表，都是在谈论解决这种问题绝不可使用军队。5年之后，1993年，那位主要的民主派人士叶利钦，却为炮打俄罗斯议会而召来了正规军队。
委员会得出结论，政治责任和造成悲剧的责任应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在当时已是前书记了）帕季阿什维里和尼科尔斯基承担。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叶菲莫夫将军也要负违反纪律和行为过失的责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的职责是保证城市的秩序和安宁，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被责备了几句。为了体面，也提到了群众骚乱的主谋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等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认真的评价。在当时，尤其是到了许多年之后的现在，事情看得很清楚，委员会完全是站在偏袒一方的立场上。
索布恰克报告后，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卡图谢夫讲话。他在某些观点上不同意委员会的结论，并对之做了自己的说明。也许就是因此代表大会才决定不公开发表他的讲话。“索布恰克委员会”、格鲁吉亚领导、军队领导、总检察院及大量报道之间的最大分歧是在使用工兵铲、使用毒剂问题上，以及当天为何有人伤亡的问题上。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事实。
关于工兵铲的神话。大家知道，当天夜间形成的局势，要求空降兵营采取行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59人的连队同人群总共只有十来分钟的接触。指挥部下令不发给士兵步枪和刺刀。工兵铲是防身的唯一工具。
空降兵营指挥员下令用工兵铲防挡飞来的硬物。说空降兵追捕卢斯塔维里大街上四散奔跑的人们，用工兵铲殴打他们，这纯属捏造。挨打的只能是那些攻击空降兵的暴徒。而且经医生鉴定，发现遭工兵铲击打的只有7人。但空降兵中却有3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大部分证人提供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证词，即：俄罗斯或中亚民族的士兵无缘无故地用工兵铲殴打姑娘，殴打试图用自己身体掩护妇女的男孩（或小伙）。所有证人的证言后来都进行了核查，上述事实没有一件得到确认。同其他证据放到一起进行分析后，调查人员认定证人在这方面的证词是不可信的伪证。
说军人用工兵铲残酷无情地砍打广场群众，这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是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包括某些全苏的媒体）广为散播的不实之词。这一关于工兵铲的神话直到现在还在报刊上以讹传讹，被政客们有心无心地利用着。这个神话至今不泯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想以此表明俄罗斯人民和苏联军队的残酷无情。这一类宣传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行动，其目的是破坏苏联武装力量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关于毒剂。第比利斯的医生在最初几天就已在医疗证明中指出，有12人死亡是由于窒息（由于挤压）。与此相反，根据病理解剖学家杰卡诺西泽的结论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似乎死亡的原因是化学物质的毒害。由于结论明显不科学，调查人员便询问了杰卡诺西泽。还好，她有勇气承认自己在写死亡报告时听信了一些传闻，在写结论时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高科技鉴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她结论的虚假。调查人员严格依照法律从死者脏器上取得检验标本以及死者腹中的食物，一一标注送鉴定机关。鉴定人员完全否定了中毒的说法。
但是这一年的11月，经代表大会调查委员会，又有一批标本送到了检察院，宣称这些没有登记的标本是保存在那个杰卡诺西泽手上的。据委员会主席讲，专家在分析这些标本后，不排除中毒可能。于是再次进行鉴定。鉴定员再次报告，中毒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儿事呢？上面已经说过，在遇到激烈的反抗后，军队领导决定使用化学专用制剂“稠李树”和“K—51”。关于这一点，事先曾用大喇叭向集会群众警告过，连续多次呼吁他们解散。但是警告未被理睬。
后来，巴克拉诺夫上校在解释为什么决定使用特殊制剂时说，暴怒的人群向我们投来冰雹般的石块、瓶子、钢筋头，向装甲运输车投掷长椅，捣毁了所有的车灯、轮廓灯。人员中 30％的盾牌被捣毁……有一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伤者，无法无天的集会群众打碎了公共汽车和救护车的玻璃。我把这种情况向叶菲莫夫将军做了报告，根据他的命令，我给马斯洛夫少校下达任务，动用特殊制剂“稠李树”。
与传得纷纷扬扬的关于部队戴防毒面具使用毒气的传闻相反，部队根本没使用毒气，也没有戴防毒面具。至于说到“稠李树”和“K—51”，它们并不是毒气，内务部部队有权使用这种特殊制剂，以“平息群众骚乱、集体破坏社会秩序和其他反社会活动”。
我们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是用来对付违法分子的。根据关于战时禁用有毒和窒息性气体的日内瓦议定书和联合国文件，这些制剂不属于化学武器。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电视屏幕上看见过许多国家如何广泛使用这种“警用瓦斯”以平息群众性骚乱的场面。
据有联合国代表参加工作的专门司法——化学鉴定结论，4月9日使用的特殊制剂并未对集会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威胁。专家们没有发现“稠李树”和“K51”达到危险浓度，更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毒剂。
关于对人身伤害和某些死亡原因的评估。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资料，在行动期间和之后，第比利斯医院共收治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据苏联总检察院资料，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悲剧性的结果是16名参加者死在事件现场，3人在医院不治身亡。
围绕这些死者，就像围绕工兵铲一样，出现了许多臆测和借题发挥。其实是有一部分集会者响应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号召，坐到政府大楼前的柏油路上、阶梯台阶上，发生恐惧推挤时，这些人没有办法站起来，结果遭到人群践踏。
将目击者的叙述和军人的证词加以比较，就可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引起人员伤亡的推挤不是由于士兵采取行动，而是由于挑衅和越来越厉害的恐慌以及集会组织者及其身边的打手们乱成一团造成的。
死亡和人身伤害的原因被一些人充分地加以利用，他们企图操控人的感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教唆者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次可耻的审判发生在1989年的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想读者会明白，那是一次对国家现政权的审判，是破坏局势稳定的政治手段。第一次浪潮中急于夺权的“民主分子”们竭尽利用格鲁吉亚悲剧事件之能事。当时他们毫无顾忌地从“杜松子”酒瓶里放出了极端民族主义，使之成为统一国家解体的主要根源之一。领导政策多变，罢工者和暴徒得不到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明白地昭示，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
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丑剧日夜在电视上转播，就给老百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可怜的和无辜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受到苏联“大叔”的欺侮。为了说明“讨论”这一问题的荒谬，我想再举一些民选代表的行为为例。
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发言后回到自己座位时，“民主派”的部分代表向他起哄，但当他们开始一字一顿地叫喊“杀人犯！”“可耻！”“恶棍！”时，帕季阿什维里突然停下，一个转身又朝讲台走去！此时应该注意戈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表情。前者面色苍白地靠在椅背上。后者双臂拄着桌子，微微抬起身子，充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帕季阿什维里。但是瞬间的情绪一闪而过，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帕季阿什维里只好一挥手，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政客得势的代价
1989年 4月 9日的第比利斯悲剧事件已经过去不少年。许多俄罗斯政治家认为，第比利斯就好比是一个一心想破坏中央和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涣散部队军心的人们制定策略的演练场。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格鲁吉亚发生了政治剧变。谢瓦尔德纳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推翻加姆萨胡尔季阿后，他成了国家总统。看来他是打算依靠他的外国朋友——那些著名的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支持了。那些人是非常非常感激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他原以为金元会滚滚流入格鲁吉亚，把它造就成为一方“繁荣兴旺”的乐土。但直到现在共和国的人民还在为自己领袖的政策付出代价。为了让加姆萨胡尔季阿掌权，格鲁吉亚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由于谢瓦尔纳泽的执政，付出的代价更惨重。我有充分根据认为，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有色”革命，还会让普通老百姓付出代价。
我认识谢瓦尔德纳泽已有25年多了。这些年里我仔细观察过这个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的不寻常之处不是表现在才干、知识的渊博、政见的卓越上。他是一只“白狐狸”——媒体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总是能够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