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
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1945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
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
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
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社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
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许多杜的门生。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
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拂，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拂的进
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
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
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
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执拂，参加送葬的
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
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
兵回去。
（二）戴利用杜组织特务武装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
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
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
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
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
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
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
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1936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
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
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
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
力量还是不够，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
国性的队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
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
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
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
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与会者
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
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
（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
为总指挥，下辖5 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
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大）辖4 —5 个大队
（等于营），每个大队辖4 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3 个小队（等于排）。
人数共约2 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
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100 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
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提时，他仍将剩余
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人，自己滚人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
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
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
海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8000余人，混合在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
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
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
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
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
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
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7 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
处香港分处监察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
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
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6 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布置
忠义救国军配合美军活动。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所属训练班
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那时美军准备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登陆，要忠
义救国军呼应配合，一起行动。戴为了鼓励该军中的帮会分子配合美军抢先占领杭
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免被新四军接收，特邀杜同行。杜以其个人的财产和势
力都在上海，也愿同去。他们于6 月25日由重庆出发，经贵阳到芷江，改乘飞机到
福建建阳转往东峰及浙江、安徽等地。我听到当时随戴笠同行的军统局经理处科长
叶世洪说，戴、杜和梅乐斯等到东峰后，在中美所东峰训练班住了5 天，乘汽车前
往铅山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商，由顾招待，在那里住了3 天，再赴安徽雄
村中美班，在该班住了十多天。戴到东峰等训练班时，都召集各班受训官兵和驻在
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所属支队的官兵讲话。因为驻在雄村方面的支队较多，所以在雄
村班时间较久。戴每次对官兵讲话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都讲得很简单，
大意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戴离开雄村班后，赴淳安等地视察军统局所属
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回来时杜仍留在淳安协助忠义救国军工作。戴将杜逵副处
长（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随戴赴东南视察）留
下暂代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担任同杜月笙的联系。
戴这次到以上各地，费时一个多月，到7 月底才回重庆。杜月笙留在淳安，直
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
这支特务武装部队，从成立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过战，在
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协助国民党军队抢夺人民抗日
胜利果实。
（三）策动陶希圣、高宗武背江投蒋内慕汪精卫于1938年12月间，离开重庆前
往昆明，经河内、香港转到上海公开投敌。蒋介石以汪抢先投敌，同时还因汪过去
和他合谋向日乞和求降，恐江把秘密公开，于他不利，故在汪到河内后，便秘密指
示戴笠派人前往河内杀汪。戴根据指示，派军统特务余乐醒率领行动人员王鲁翘等
到了河内，逾墙人汪寓所，枪杀了曾仲鸣，没能找到汪。汪发表所谓艳电，不久在
日方卵翼下，到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蒋于是又指示戴一面派人继续伺机刺汪，一
面派人设法策反随江投敌的汉奸，分化汪伪组织。因此，戴曾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
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10人，
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
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1938——1939年沪一区区长陈
恭澎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
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1939年，杜经徐寄席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
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
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过，大致如下：徐寄席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
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
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
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高宗武
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
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1938年到港
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
天（即1939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
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
办理。因此社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本订的卖国密约，
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
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再次
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
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
和高宗武脱离江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
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
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10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
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10万元港币中发给陶、
高各4 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日江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
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江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
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
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5 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留他在身边工
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20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
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000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愕声先生说，徐寄廊在抗战结束
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戴笠从1939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
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
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但军
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酉借，才能
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1941年春被调到军
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
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
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5 万元。我们
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
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5 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
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