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两次各挪借10万元；过了两
年（1944年夏），在来龙巷范绍增家见杜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膨胀，数字达5000
万元。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社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原
来他们5 个人轮换地玩，范正在“做梦”。我候到杜起身“做梦”，将来意向他说
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就把准备好了
的支票交给我。
1944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
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向杜继
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
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1941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
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1943年冬，我
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
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
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
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
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900 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
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真到日本投降时
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1943年春，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
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
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
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
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徐、万
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
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
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
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
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
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
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
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钟
愕（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治（湘苏），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
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
任董事长，钱、戴、钟、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代表杜）任常务董
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彝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
各投资1000万元，货运局2000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3000万元。后来货运局的2000
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
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5000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2000万元，无
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12000 万元。商定货运局的2000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
地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1943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49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
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
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资——棉纱和布
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3000件于1943年冬由商丘分公司运到界首，交由界首货
运处处长王兆槐运到西安、重庆等地。运到重庆的，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
作价8000万元，交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作价多少，我不知道。第二批纱、布
共500 件，由淳安分公司交由浙江货运处处长赵世瑞运到金华，被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请其准予将这批物资留作该战区军用，戴复电说，
这批物资，他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请示。与此同时，军需署长陈良根
据第三战区军需局的报告，亦向戴提出了将这批物资留作该局军用的要求，戴对陈
作了同样的答复。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叫我面告陈良，要陈向蒋请求批准。后
来，蒋批准交给第三战区作为军用。于1944年夏作价2600多万元（此时法币已比1943
年贬值很多），由财政部办了转账手续。
日本投降后，通济公司由重庆迁到上海中汇大楼（今延安东路上海博物馆），
那时货运局已经撤销，朱惠清和林尧民仍留在该公司工作。
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郑任局长。1947年夏间，通济公司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郑参加会议，回到南京，
曾告诉我（我当时任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主管该局的商业机构）说，通济的董事会，
杜月笙找他出席，会议决定将公司资金折成美金5 万元。公司虽然承认过货运局投
资2000万元，但该局并未实交股款，只以车辆免费代运物资作为抵偿，今该局早已
撤销，我们不占这个便宜，他已向杜表示，该公司的事随杜去搞，我们今后不过问
了。
同年秋，蒋介石今保密局将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祥所主持的“三有公司”
接管。该局在办理移交时，没有把通济公司原来承认货运局的投资额作为该局的商
业机构移交给毛接管，仅在移交清册中，叙明了和通济公司的关系。
（六）戴利用杜在帮会中作桥梁戴笠除利用杜月笙组织特务武装部队外，还利
用杜调解他和帮会中人的矛盾及拉拢四川袍哥。
1。戴曾利用杜调解和王亚樵的矛盾。王是上海安徽帮会头子，原是蒋介石拜把
弟兄，蒋发迹后，对王疏远，王以后进行暗杀蒋的活动，遭戴毒手。戴在杀王之前，
曾两度利用杜拉拢王。
1936年11月下旬，戴笠派原任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行动人员谷玉林等
前往广州，转赴梧州暗杀王亚樵。我当时任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
会计股长及军统广东区总稽核，戴来电命我协助吴工作。吴抵广州后，由我拨给用
费毫洋券1000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
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樵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
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
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的地位不
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社以上海帮会首领的身份，在新亚
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
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
破裂。后王于1935年11月间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遂，而将汪精卫击伤。
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
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
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
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住
在中央酒店，故派吴来主持暗杀王的工作。吴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在王的卧室将
王枪杀，即乘广凯舰返广州。吴赓恕的以上谈话，是戴笠利用杜月笙调解帮会中人
矛盾的一例。
2。戴利用杜拉拢四川袍哥。1938年冬，军统局随蒋政权各机关由武汉、长沙撤
到重庆后不久，戴笠以蒋管区后方各省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很大，拟仿照以前设
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成例，进行控制和运用。他得到蒋的批准在国家总动员委员
会之下，成立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由军统局领导。该会的主任委员由戴兼任，
拉杜为常务委员，会址设在重庆戴家巷1 号。
该会在重庆的工作，主要是与青洪帮的各头目联系。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后，
戴利用他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杜家在重庆南岸汪山，杜进城时常在来龙巷13号范
绍增家借赌博场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替戴拉拢关系。他一进城，必打电话通知戴，
有时还到曾家岩151 号戴的寓所晤谈；有时戴去交通银行楼上访杜，戴知道杜在范
家常和范绍增、康心如等赌博，时值重庆有赌博禁令，戴怕碰上他们赌局不方便，
所以很少去来龙巷访杜，而且还授意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
同在来龙巷内，距范家不远。杜等每次在范家赌博，车辆盈门，深夜始散，侦缉队
明知道屋内局面，决不进去，而且加派队员在外巡逻，装做维持交通，实为保护赌
博。1944年秋，当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军统分子谈荣章，邀我和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龚
仙肪到他家吃豆花，龚和谈开玩笑地说：“荣章，你队天天在外面抓赌，为啥子融
壁范家的大赌不去抓？”谈答说，戴笠曾郑重交代过，杜月笙去范家玩牌消遣，结
交四川朋友，嘱他好好地保护，他怎么敢派人去抓，还要派人去保护呢。
（七）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勾结1945年吕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急
于控制掠夺财富的目的地。但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分都在西南山区，他除令敌伪军
在原地驻防，拒向人民武装投降外，并依靠美国的飞机、运输舰等赶运部队分赴华
东、华北、东北各地。同时他着戴笠赶到上海与周佛海勾结，指挥一切可利用的特
务武装部队以及当地的各种敌伪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城市。戴在上海首先成立一个
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办事处主任，他
自己经常在沪指挥。此时，杜月笙也回到上海，和戴往来很密，他们勾结的事实很
多。我因当时尚在重庆，所知道的较少，仅就我经手的两件事实，记述如下：1。杜
利用戴收回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房屋借给戴用作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
处。这所房屋，被江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因房子被敌伪占过，而杜过去尚欠
的半数建筑费未付清，恐作敌伪产业处理，故借给戴用，不收租金。1946年1 月底，
戴由上海回重庆时，曾对我说，上海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原是杜月笙的，他借给我
们用，不收租金，我们要替他维修，将来交还时，要修好交还给他。因此，军统办
事处惜用时，找陆根记营造厂修缮，并搭盖汽车房一大间，到1946年8 月间，该办
事处结束后，又找陆根记将全部房屋修理，我还特地由南京到上海验收，会同结束
处负责人廖华平交还给杜。听说杜以后将这所房屋卖与美国大使馆，得价款美金80
万元。
2。杜还利用戴的权力收回了法华路正始中学的校舍。此屋在“一二八”抗战后
新建，杜月笙是该校董事会董事长，校长为陈群。上海沦陷后，陈群当了汉奸，仍
兼校长，陈死后，该校停办，校舍由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占住，供税警训练班之用，
一部分作为军需仓库。日本投降后，戴奉蒋命，接收了税警部队，改编为交警总队，
房屋也由军统上海办事处接收。当时伪税警训练班的房屋应该移交给敌伪产业清理
处处理，杜利用戴的接管，请戴发还给他。戴允其请，“由军统局通知敌伪产业清
理处，说此房屋原是杜任董事长的正始中学校舍，已发还给社了。敌伪产业清理处
接到军统局的公函后，就没过问。
杜收回了这所房屋，准备恢复正始中学，他的第二个儿子社维垣由美国留学回
国，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但后面原税警总团部仓库的一排房子，堆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