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没有见过，也就不可能没有想法与感慨。尤其是大业天子治下那种国力强盛四夷宾服贡使来朝的场面，更是无法不让年轻的李世民叹为观止。
他真正想做的，正是这样对民族国家有大想法大贡献的大唐天子！
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隋末战乱，不仅耗光了曾经很充裕的各项国家储备，同时狼烟四起，群雄割据，国家重又四分五裂。而父皇在位连头带尾只有短短的九年，这就逼使着他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在执政之初的贞观初年。
承认并且尊重现实，承认并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哪怕是贵为天子，一个人的能力也毕竟有限，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贞观天子高于大业天子的地方。就是这点点滴滴的小小不同，导致的却是判若云泥的差别。
贞观天子就这样成全了贞观之治，也将自己成全为青史留名的唐太宗。
早在改元贞观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亲自主持了一场有关“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那其实是一次讨论国策、决定大唐向何处去的高层辩论。所有的参与者都直言不讳，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互相辩论乃至争吵，气氛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李世民看来，这样的争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见于《贞观政要》的这段李世民语录表明，贞观天子的执政方式已经有些近现代欧洲国家决策之前充分讨论的议会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现在是不是也值得学习呢？
由于大乱刚过，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以乱求治难度颇大，以至于皇帝自己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参加廷议的大臣们更是七嘴八舌，“人皆异论”。
皇帝当时提出的论点是：“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谓也，也就是皇帝以为大乱之后人心大坏，光以仁厚宽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间不好收拾。
魏徵以为不然：乱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会吃饱一样。
皇帝依然并不乐观，以“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为例，再次强调“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谈：“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劝皇上一定要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频频点头，显然是已经认可了的意思。
但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结论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并指责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罔顾民间百姓人心欲静人心欲安的现实。
面对指责，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从三皇五帝说起，论证“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反复说明大乱后达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里得到发展的。否则的话：“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因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持反对意见的人这才哑口无言。
但类似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如果说魏徵、房玄龄等人是当时的少壮改革派的话，那么封德彝、萧瑀等人就是当时的元老反对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职务的萧瑀也依然坚持己见。尽管皇上鼓励争论，但大政方针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终还是淡出了政治舞台。《旧唐书》有一段话记载了萧瑀后来的落寞之态：“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千万不要看轻了当时那场争论，其实际上牵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把握机遇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辩论，才确定了后来“抚民以静”的与前隋大相径庭的贞观之变。《贞观政要》的编撰者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才有了一段长长的感慨，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力变时弊，以行王道，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话是大白话，道理也浅显明白似乎不用多讲，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清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引号里的话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原文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次次引用当年的皇帝语录，实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总在实话实说，显得颇为可爱可敬。难道不是吗，在此前此后太多太多打着各种旗号、以各种名目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自吹自擂自我膨胀的帝王中，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那个上古时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者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继他之后，承上启下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农耕社会的原始理想。但你又该如何解释，甚至就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高度发达、成就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方针呢？
和先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聪明多少。真的没有。
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说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
简简单单就是四条。
一曰“去奢省费”；
二曰“轻徭薄赋”；
三曰“选用廉吏”；
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同时又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贞观天子此举既可贯彻去奢省费、不滥用人力财力的原则，又可以让宫女们返回人间，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贞观初年社会积累不够，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滥征民力的行径，反对劳役无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未见薄赋，却见轻徭，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劝课农桑。自西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恃强斗狠的马背民族，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所以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施行之日，自然是盛况空前。《旧唐书·礼仪志》说：“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骇跃”连用，实属新鲜：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之“跃”不难理解；那个“骇”字却大有讲究，围观的官员与百姓显然是颇感新鲜与吃惊，以至于“骇”。据史书记载，隋末唐初，长期战乱动荡不已，不事稼樯“人多浮伪”已成流习，以至于为了贯彻朝廷劝课农桑的旨意，不少地方大员要令属下严加巡查，“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要想彻底扭转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实在不是朝夕就可立见功效之事。贞观天子也并没有做完籍田秀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亲自在苑囿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贞观四年（630），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亲力亲为躬耕田亩，贞观天子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昔日公子，今日天子，从落地之日就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李世民能有如此感悟实属不易——还记得那个听说百姓无以为食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居然傻兮兮地问那为什么不吃肉饼的西晋混蛋皇帝司马邺吗？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深知民间疾苦、农人不易，贞观天子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使者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得令有送迎”。理由极其现实：“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蝗虫大起”，贞观天子诅咒而吞之的举动。贞观天子的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不乏轻松诙谐的议论：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
他当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里还装有百姓的表现。身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当工具好得多吧？
还有贞观五年（631），为不违农时而特意将皇太子的行冠礼改期举行的事件。当时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是阴阳家认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春耕大忙季节，贞观天子以“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农事为本，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两句。
唐高祖时期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每户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剩下的部分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