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整个民族革命战（争）将受到严重损失，或能部分遭受溃灭。
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利益高出各军中的某一军的利益，东北抗日军是在总的运动中扩大，某军不能离开总的形势而单独胜利，各军都失败了，某军不可（能）单独多活几天。
偏有许多糊涂的革命者、自私的党人，他愿违反这些历史规律的原则，一味孤行，醉心于敌人的圈套，“瓮底游魂”。
总司令部站在自己责任上，坚决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使命，最近一定发出紧急密令通令各军远征，执行总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重返战场的赵尚志，对东北抗战战略的总思路。而他所说的“活路”，当然不仅是指给北满抗联的，也是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主题之一。
赵尚志是自信的，也是实际的。他说的是“召集东北党政军一切负责人参与会议”，实际只是北满地区的会议。他知道什么是他能够做到的，知道目前应该做什么。他甚至可能想到他的“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脆弱性。虽然都是老部下，可“批赵”一年多了，让人们的脑子一下子再转过弯来，接受他，那么容易？他肯定会想到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他最乐于听到并容易接受的，首先应该是金策的。他们彼此了解，他信赖金策的品格和原则性。
会议上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一些误会、偏见、问题，应该在争论中消解，另一些可能达成妥协。即便有人好走极端，有人情绪激动可能说过头话，有金策压阵，应该也不会出格。如此，当然是赵尚志，也是北满抗战的幸事。
倘若如此，并继续发展下去，2路军主力也挺进西荒，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未发生变化，那么东北抗联是不是就不用“过苏联”了？
但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来了，一切就只能是今天已知的结果了。
北满省委听了戴鸿宾（现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宾的报告，认为赵尚志一九三九年秋，企图以开会为名来捕杀整个北满党的领导人，于是一九四○年一月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自然，1982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决定撤销42年前北满省委的这个决定，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也是因为这个罪名并不成立。
戴鸿宾率主力去唐里川，在七号桥将白俄警备队击垮。敌人铁路输送大批援军，将戴部包围、击溃，戴鸿宾负伤，在汤原北部山里一个“趟子房”养伤。陈绍宾带队伍来了，二人即率队西去海伦找北满省委。
依照前面引用过的戴鸿宾的“说明”，在杀祁致中时，即“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这回打了败仗，队伍垮了，是不是又罪加一等，更不敢回去见赵尚志了？“说明”中还说到在苏联羁押期间，“尚志同志对东北干部评论和认识”，“他认为冯主任同志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他对张寿海救鲜兑彩羌橄浮保岸员Ｖ偻究遥ǹ希┒ㄋ狄彩羌臣橄傅牧煨洹保鸩摺坝屑橄缚梢伞保砗嘀彩恰岸约橄嘎废呋祷ふ摺保爬忌耙餐橄嘎废呗踅薄�
赵尚志眼里没好人了——等待着他们的不就是祁致中的下场吗？
逝者不能说话，可祁致中之死毕竟还有几位见证人。而赵尚志在“洋笆篱子”里究竟如何论说上述领导人了，在下江那边等着这些人来开会，也在等着戴鸿宾的报告的赵尚志，根本不知道海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插不上嘴，说不上话，这边也就只能听着戴鸿宾怎么说了。而他现在是唯一的“狱友”，无疑也是最有发言权了。
如果说事隔半年多（“说明”是10个月），或者记忆有误，或者误解、偏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戴鸿宾说的写的难免有不准确、错误的地方，那么《赵尚志关于反奸细斗争及工作任务等问题给戴鸿宾的信》，白纸黑字，可都是赵尚志自己写的呀！
这份5000余字、频繁出现“奸细”字样的文件，首先说明奸细的存在、危害，应该“在那（哪）些方面来解决奸细问题”，约占13的篇幅。然后说明“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用13强的篇幅分析侯启刚的“奸细理论”，即不缴满军械、反满抗日不并提、等待大事变、劝群众归屯等等。
被视为“捕杀整个北满党领导人”的主要“证据”，应该是接下来的这样两段文字：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冯等人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要他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海А⒗钗跎健⒗习凑爬忌收撸┑热艘蚕Ｍ愫徒鹜咀嫠橇⒓蠢床靠幔谥腥缬腥私韫什坏剑蚰慊蚪鹜究梢韵晗缚悸瞧淠谌荩匾笨汕科扰伤屠床炕蚣嗍涌疾橹�
应该说，赵尚志心中有数，知道有的人不想来开会，可又必须来，怎么办？那就只能“强迫派送来”，强迫不来就“监视考查之”。须知，这是一封有点儿像悄悄话似的“秘密信”。“给你的信，金策可以看。”他对戴鸿宾和金策是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戒意，不设防的。而戴鸿宾是经历了处死祁致中的全过程的，什么都知道。倘若赵尚志想杀人，那就明示“就地处决”，还用“监视考查之”吗？
那么，来开会的是不是就要杀掉呢？“要求每一个团或师的党派一个人、每一地方特支或县派代表一人前来，干部活动分子都可参加”，还有随行的警卫人员，有的还有向导，这得多少人？而戴鸿宾带主力走后，刘凤阳又带人“过苏联”送缴获物资，还分兵出去打给养，赵尚志身边就剩十几个人，怎么杀？杀得了吗？分批分期地杀？来一批杀一批？或者有选择地杀？金策能允许？赵尚志能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吗？再说，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了，在远东军或共产国际那边，又怎么交代呀？
1940年6月20日，《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同一天，《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现在我们对尚志同志问一问：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以总司令的资格，调吉北负责同志到下江召集会议的意思何在？我（尚志）为的讨论与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而调的。尚志同志！你与“奸细”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这个会议不是捕杀“奸细”吗？
如果开会是个阴谋，蓄意诱杀这些人，或是有选择地捕杀某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堪称抗联史上绝无仅有的血淋淋的大阴谋，赵尚志是不是应该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划，绝口不提“奸细”2字，把这些比日寇还可怕的奸细哄骗来？3军到下江就跟6军一起战斗，在“洋笆篱子”又跟戴鸿宾朝夕相处，“傻老赵”再缺心眼儿，不会琢磨人，对戴鸿宾也该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话”能那么说吗？岂不是送上门去白给了吗？“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在对敌斗争上，是从来不缺心眼儿的，是非常爱动、也会动心眼儿的。
如果是在苏联就动了这个心思，那他还能处死祁致中吗？
金策与赵尚志五年未见，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酿蓄着醇酒般的战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开会，戴鸿宾、陈绍宾来了——形势陡变，正负40度，赵尚志从天堂跌进地狱。
六年多的情谊，而且是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情谊、形象、印象，竟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致命危险”，这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谁也未行（寻）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惊骇”，“对革命事业有历史忠诚干部也使之企图动摇”。金策跟张兰生说的“谁也未行（寻）思”，其实是不确的，3军1师副师长任永富并不是奸细，但这种“惊骇”却是经常会感受到的。昨天还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敌人领来了，刚才还在一个盆里舀饭，这工夫把枪口对上你了。
在这种“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静、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对于赵尚志。
而“精老赵”也好，“傻老赵”也罢，还在那儿傻呆呆地等着人们来开会。从落叶纷纷等到冰天雪地，穿着单衣断粮了，依然在那儿等着，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鸿宾同志给金策同志的信上写道：“……关于尚志问题是谁向党作的报告？是鸿宾不是别人。”
从祁致中之死，到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因率队过界被开除党籍、撤销6军军长职务，又被赵尚志重新任命为6军军长的戴鸿宾，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
同年2月16日，《×××（笔者隐去姓名）给金策同志的信》中说：
戴鸿宾同志，他在六军负责时期是敌视党，在党内开展反“左”倾关门主义斗争中，他抱定“你们是算你珠河党的陈账”，我不参加你们的漩涡的打算，这狡猾而粗率的无原则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宁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这次赵尚志公开计划杀害党的干部，破坏党的组织，瓦解抗日联军的阴谋的时候，我们戴同志是不是沉睡着呢？当然没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来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斗争了呢？是没有的，他是与赵尚志同流合污，附合这种反党的阴谋计划，仍抱着“作（坐）山看虎斗，不参加斗争漩涡主义”，戴同志单独领导队伍活动很久，为什么不积极找党的组织关系呢？当然他不想找组织的，这次西来，他见绍宾的当时，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说：“我本抱定宗旨不参加这斗争漩涡，现在我见着你（指绍宾同志）又把我卷入这个旋涡。”
在珠汤联席会上，我们几乎只看到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的人在那儿争论，汤原中心县委和6军的人好像集体失语。或许是受了老军长夏云杰的传染，在争论更加激烈的省委扩大会上，好像也没听到戴鸿宾的什么声音。我们看到的这个“半拉子”出身的军长的智勇才华，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闪光。或许天性如此，不善争论。或许自觉马列水平不行，参与不了。其实以他的聪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敌人那么强大，抗联就这么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了。值得地、不值得地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感情，对谁有利？可看看两边的角色、架势，他站到哪边也解决不了问题，站到中间也当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还乐此不疲，就尽量躲得远些，别被卷进那旋涡里吧。
无论如何，戴鸿宾也算得一种代表人物了。
但是，这次不行了，身不由己，结果一下子就把赵尚志的党籍弄没了，而且“永远”。
而他自己呢？
同年6月3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行吹溃�
我和冯同志重新讨论十二支队的干部问题的结果，由戴鸿宾同志为十二支队的支队长，由许亨植为十二支队的政委，同时仍为三路军总参谋长之职。这样的话军政上都能领导十二队的工作，我和冯总政委共同决定许亨植同志担负政委工作，比别的政委职权不同，并不是军事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而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有老人说，12支队打下丰乐镇，在宋站被敌包围，突围后转移时，戴鸿宾带好多钱和金子开小差了。这事大伙都知道。听说他在沈阳郊区什么地方“迷”起来了。“八一五”光复，他去找冯仲云，说我没投降，也没暴露。冯仲云挺生气，说你带钱和金子逃跑，什么影响？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戴鸿宾说我知道错了，金子没动，我带来了，都交给组织。冯仲云这人心善哪，那时又缺干部，让他去军政大学学习，重新参加革命了。
当时和后来，都说戴鸿宾开小差是动摇，这是没错的。而他看多了党内斗争，又被卷了进去，是不是也有点儿寒心？敌人本来就那么强大，自己人再这么折腾，还有什么指望？
这回正好有了钱，找个地方“迷”起来，娶妻生子过日子吧。
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虽再三关说，但是尚志之许多事实在戴鸿宾同志之证明下，在下级已有广泛深刻之认识和了解。
因此，到底还是不能通过恢复尚志党籍之提案。
由戴鸿宾带那么多钱和金子潜逃，联想到他在“说明”（冯仲云所说“鸿宾同志之证明”）中说的“绝对无有贪图私利求荣辉的思想”，“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完全是实，并无一点自造和自添，这是我将来向党负责任，不但现在而且永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