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海В∥次⒅楹拥胤降炒砦撼た涝胤降炒硌睢痢粒∥次�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向南依次坐着徐文彬、于保合、黄成植、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对面依次为杨××、魏长魁、李熙山、张寿海А⒄爬忌⒒埔髑铩姿⑽庥窆狻Ｃ挥屑涓舻某浚饷娴脑鹤永铩⑿『优裕Сづ岢纱捍炖钤诘隆⒗蠲舻热颂悦紫床耍σ愿拔嵋榉瘢⌒囊硪聿灰錾臁�
冯仲云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然后向革命烈士静默3分钟，再向党旗三鞠躬，接着即开始大会发言。
赵尚志以省委执委主席资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冯仲云对工作报告作了补充发言。
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如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和“集团部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赵尚志挥师西进和远征归来途中，应该有交通员将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说对后方展开的这场论战有多么了解。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是无须费多少心思的。
赵尚志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尚志同志认识王、康信有右倾，因吉东、东满二、五军工作推测，王、康指示信仅从游击运动而未说到全般反日问题，王、康指示信中并未对民众暴动斗争未写出具体办法。如果上级指示信不能适合下级要求，而落于客观形势后，则工作必发生困难的问题。吉东、北满党因王、康信之不具体而曲解错误发生。”
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康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执行王、康指示信，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非组织行为作斗争。
冯仲云犹豫再三，发言说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错了也不能反。
张寿海Ш罄捶⒀裕怠翱谷辗绰徊⑻帷辈皇侵醒胩岢隼吹目诤牛颐遣荒苤葱校绻堑持醒胩岢龅模颐强悸侵葱小Ｎ彝庵鼙Ｖ刑岢龅淖橹蛭侍猓荒芊炊酝酢⒖抵甘拘拧�
李熙山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水江态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冯仲云、张寿海У囊饧�
这次省执委扩大会议，实际是对珠汤联席会议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在会后8月8日的决议案中，这样写道：
虽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积极的、前进的、斗争的。
虽然联席会议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个别问题来反对整个联席会议的正确性，联席会无论如何，还未离开了国际中央政治路线，还不是小组织活动或是反党。而且当时“右”倾已成为严重危急的关头，站在国际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反严重“右”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论上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定了正确的中心工作任务，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之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
会议选举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并决定调任张寿海�3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9军政治部主任。
从珠汤联席会议到省执委扩大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集团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汤联席会议前两个月，赵尚志率队西征巴彦、木兰回到汤原，在军部见到侯启刚时，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东北都像巴木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这回十几个、几十个屯子拼成个部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到处都是新面孔，谁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干脆贴上纸条“莫谈国事”。而原来的地方党几乎都是公开的，一旦需要转入地下，已经全无“地下”可言，又如何能进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中拧分兴担�
中央关于拼大屯的策略的单纯的指示，使我们很少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终无更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回答群众的迫切要求。
赵尚志认为，像游击战不能解决战争最终的胜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团部落”的建设，因为敌我的力量摆在那儿。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必须打击它、破坏它、迟滞它。能迟滞多长时间就迟滞多长时间，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动权。希图在大屯内开展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是不现实的，劝群众归大屯更是错误的，正中敌人下怀。
有老人说，赵尚志平时手里总爱拿根小棍，一根两尺来长的水曲柳棍子。别人发言，他坐在座位上听，他讲话时坐着的工夫就不多了。讲着讲着就坐不住了，在屋里地上边走边讲，讲到激动处，小棍在手里拍打着、挥舞着，一只眼里迸射着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劝群众归大屯对抗联意味着什么，他着急上火呀。
有老人说：赵尚志那嘴茬子厉害呀，几个人绑一块儿也说不过他。
问题在于他说得对不对？
“吉特信”和“中代信”，无论在宏观上有多少正确性、指导性，劝群众归大屯都是块致命的硬伤。
省执委扩大会上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团：中央新政治路线》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
对于“王康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赵尚志就持不同意见，这“抗日反满不并提”显然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军党委会通告》转发的《中央新政治路线》中说：
在“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长官、士兵等也不满日寇之殖民地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某一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
关于伪满人员，主要是伪军同情、帮助游击队、抗联的事例，前面已经写过不少了。连被伪军称做“‘满洲国’的‘皇军’”的靖安军，即“红袖头”，深得日寇信赖自不必说，七七事变后曾打算派进关内作战，结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将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想派去菲律宾作战，楠木屉隆中将又被刺。而自靖安军成立之日起，刺杀顶头上司的日本军官，以及哗变、反正，也时有发生。
1935年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安图县，有个绥芬大甸子街，居民1万多人。东满特委在这里有个区工委，5个支部，党员117人，反日会已成当地公开的政权机关，与伪政权共存。而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像结婚、离婚、地亩、地租纠纷，都来找反日会解决，因为反日会办事公道，还不用花钱。反日会为2军和义勇军筹集粮款，伪政府不管。驻街伪军一个营，与2军和义勇军有秘密协议：一是彼此互不进攻；二是日军来了，伪军要提前送信，打仗时冲天放枪；三是尽力为抗日武装解决弹药及各种物品；四是保护当地反日组织、人员；五是伪军士兵有反日言论自由，并允许反日武装在伪军中进行反日宣传。
“大甸子现象”只是个例，而与伪军订立协议，互不开战，互通情报，则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比他强大，或者旗鼓相当，或者另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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