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清朝刚刚在新疆平叛、中法战争中表现了传统农业大国的实力，依然号称亚洲第一大国，1885年，清国北洋舰队增加了定远、镇远两艘战舰，济远巡洋舰。到1890年，清朝有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6艘，巡洋舰2艘。陆军号称百万，但近代陆军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3万。俨然对日本有压倒性优势。
日本财政相对清朝要紧张的多，海军无法自造大型军舰，购买又无力支付船款，重炮火力与中国相差甚远，被迫针对中国主力战舰采取临时措施。为了拥有能击沉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等目标的重型火炮，日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元，建造了排水量4200吨的松岛级军舰三艘（松岛、桥立、严岛，以日本三处著名的景点命名，又称三景舰，其中桥立为自建），各搭载一门32cm的巨炮。但由于三景舰是小舰体载巨炮，大炮的回旋必须靠转动船体，瞄准困难，实际海战的效果未知。于是日本又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搭载15m和12cm的中口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原来火炮的8倍，企图利用快速和火力快的优势压倒中国炮重甲厚的优势。期待已久的巡洋舰吉野号1893年在英国竣工，自建的3000余吨的秋津洲号1894年3月完成。
随着日本战争准备进行，日本海军已经凌驾于北洋舰队之上，1893年，海军军令部制定了作战条例，然后又建立了战时大本营体制，在制度上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一个怪胎，因为所有制度和军械都是为了攻击中国而定，不具有通用性，针对中国军队能发挥的威力远胜对他国的战斗力。为了侵略中国，日本不惜冒险一战。作为后着，军部还秘密制定了10年后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决定一旦朝鲜内乱就发动对清战争，还派出间谍刺探中国的情报，绘制中国地图。
1894年，朝鲜爆发农民战争，清朝日本先后介入，日本有备而来，清朝仓促应战，甲午战争爆发。7月25日，日本舰队吉野、秋津洲、速浪号在丰岛冲海域与北洋舰队的巡洋舰济远、炮舰广乙遭遇。日本舰队的总吨位1万1千吨，15cm速射炮8门，12cm速射炮14门，格鲁伯26cm炮2门，格鲁伯15cm炮6门，速度18节以上。北洋舰队合计3300吨，格鲁伯21 cm炮2门，格鲁伯15 cm炮1门，格鲁伯12cm炮3门，速度1517节。日本舰队占压倒优势，海战结果是济远受伤逃走，广乙弹药库爆炸成为废舰。海战中，由木造炮舰操江号护卫的满载清军的英国高升号运输船接近，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清军将兵拒绝，高升号被击沉。浪速号只救援欧洲人高级船员，射杀中国水兵。到第二天，除被法国军舰救助的200人外，1000名兵将死亡。
1894年9月16日，中国军队因军官团腐败厌战，在占上风的情况下抛弃良好的防御阵地北逃。平壤陷落，17日世界史上首次现代海战——黄海海战爆发。日本舰队有旗舰松岛以下12艘，北洋舰队有旗舰定远以下14艘参战，总排水量是4万吨对3万5千吨，平均速度16节对14节，总功率7万3千马力对4万6千马力，日本优势。重炮日本11门，清国21门，但速射炮日本67门，清国6门，总战力清国处于劣势。此外，清国舰队是在护送运兵船的途中遭遇日本舰队的，展开队列处离海岸不远，限制了舰队的机动。经过6小时战斗，中方超勇、致远、经远沉没，扬威、广甲座礁。日本舰队获得压倒优势，一艘也没有损失。但旗舰松岛被定远的巨弹击中，113人死伤，比睿、赤城也受到了巨大损坏。但日本舰队船小炮轻对定远和镇远两艘战列舰的主装甲带也无可奈何，退出了战斗。
黄海海战清国海军损失了30％的军舰，剩余的舰只也多处受创伤，炮弹基本耗尽，但达成了陆军登陆的战术目标，同时重创日本海军。只是将帅锐气已失，无意出战，日本获得了黄海的制海权。使日本从容修复军舰，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多次登陆作战，围歼中国现代陆军主力，并最终消灭清朝舰队。因此，此战为甲午战争的转折点。
战后，日本海军总结海战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清国的舰队用法有误，没有用来争夺制海权，而是担任运兵船的护送任务。致使舰队的活动区域在海岸不远，限制了机动，丁汝昌也没有采取足够的侦察搜敌活动，导致黄海海战必须在不利的沿岸侧布阵。第二原因是，清国虽然建设了强大的舰队，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改装。养护不良导致部分军舰达不到设计速度，与主力脱节被歼灭，弹药储备也不充足。日本事实上以新式装备战胜了劣势装备的清国舰队。
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赔银2亿两，约合3亿日本元，相当于清国政府三年的岁入。赔偿金成为战后日本军备扩展，产业革命的本钱。这次战争是中日两国的转折点，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七节 战后经营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3亿日元的赔偿，制定了十年军备扩张计划。目的是独霸远东，能够打破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两国的远东联合舰队。尤是以俄罗斯为第一假想敌国。当时1万2000吨以上的军舰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只能绕道南非的好望角，沿途的加煤站大多由英国控制，如果英国中立，那么其他欧洲国家派大型军舰增援远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日本与英国结盟，正好英国为了遏止俄罗斯的扩张，正需要在远东寻找盟友。中国既然衰败不堪，日本是唯一的选择，英日双方一拍既合。在这个条件下，日本海军计划建造攻击力、防御力具有压倒优势的1万5千吨的战列舰舰4艘，加上已经开工的富士级战列舰，勉强能够掌握远东的制海权。此外，海军还计划建造1万吨的装甲巡洋舰6艘进行机动打击。合起来是六六舰队。
伊藤内阁的战后十年计划，陆海军军费合计达3亿元。在支出的高峰1897年，军扩经费达8200万元，于甲午战前的国家总岁出相当。除军费，政府还为钢铁企业，铁道、电话等事业投入1亿5千万元。制铁所的设立和铁道建设改良、电话交换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军舰、兵器自给和军事运输，军事色彩浓厚。庞大的岁出虽然有清国的赔偿金支持，但还远远不够。不足部分通过募集公债，增税，烟酒专卖等筹集，每年平均增收3500万元。增税使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民间舆论比政府更加激进。“一日三餐节约成两餐也要海军扩张”，“文明世界的立国通常在战争中觉醒”等等，政府的战备基本没有遇到阻力。
作为军备扩张的结果，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成功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危险，进入列强行列。但是，就在1905年9月5日，历时约两年的日俄战争结束，日俄在美国签署和约之际，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游行示威，反对放弃赔偿金的讲和条约，并进行了破坏活动，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第一起在首都爆发的民众暴动。第二天，暴动蔓延到横滨和神户。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积极扩张，却只能勉强击败俄罗斯，暂时无力追击，索要赔款。日本虽然因胜利成为了一等国家，但扩张本身消耗了巨大资源，国民依旧非常贫困，一旦停止扩张，内部就有压力，可能会暴动，甚至分裂，同其他强国一样，日本的扩张既是欲望，也是内部压力的结果。
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尝试政治变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应该进行“官制的变革”，应该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搞君主立宪；经济面则主张奖励民间近代产业；文化教育面则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这个维新纲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相同。但日本变法强国，而中国的维新只进行了百余日即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初年的各种制度建设依然是百日维新的延续。国家的政治变革了，但越来越贫困，继续向殖民地滑落。为什么相同的变革纲领，结果却不同？
第八节 没有变革对象的中国
中日都有“士农工商”的序列，但含意是完全不同的。日本是封建制度，“士农工商”是终身制，出生就决定了身份和职业，阶层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武士。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领主和上层武士。君主立宪使下级武士、甚至平民出身的可以参与国事。废除儒教朱子学，开办新式学校，使下级武士和平民有出仕的机会。还有奖励民间近代产业，因为封建时代特权商人与政权财政共生，容易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释放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85％。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碌，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碌，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8000万元，而比日本大得多的清国，税入只有约1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国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4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2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随着对外战争不断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相继签定，割地赔款，出让各种利权，中央政府可供支配的财源越来越少。而各种近代事业都委托外资建设，出让更多利权，形成恶性循环。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近代工业中所的比例如下，制造业42％，矿业50％，铁道95％，航运74％。再考虑到进口的重工业产品，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独立的近代产业。特别是作为近代产业灵魂的金融业，完全由外国控制。到了后来，中央政府的收入连维持自身运转都非常困难，辛亥革命后，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需要出让利权从外国借款维持中央政府，最后袁世凯胜出，获得善后大借款。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需要列强的资助。地方实力派也接受列强资助。列强分赃不均，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军阀言听计从，因此内战不断。政府没有社会剩余可供中国工业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依附化，政治买办化。无论怎么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无法实现中国国防自立，经济自主，只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武士作为特权阶层被消灭了，但他们有知识和组织，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虽然曾经有政治和军事特权，但经济地位并不高，大部分演变成产业工人或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员，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人力基础。部分武士地位上升，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由于幕藩时代的激烈对抗，武士养成了“国（藩）益优先”的思维习惯，清楚只有组织才产生力量，讲究国家自立自强，推进国产化，即使在野的反对派，虽然强调自由民权，但在对外政策上比政府更加激进野蛮。另外一部分武士成为资本家管理者，由于武士具有身先士卒的武士精神，和相对灵活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的高中级干部能够深入生产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