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陕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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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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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在寨外驻足。

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左右,胡长青带了残部一千人不到,从登相营经冕山镇逃到甘相营,据他说,解放军紧追在他的部队后,由冕山向沪沽镇去了,没有追到甘相营来。

罗列为怕解放军从冕宁、冕山两路进攻甘相营,即派第一师的一个营前往距甘相营十华里的一个山口下布置防御。这时候,由邓家传来消息说,邓字凯已在沪沽镇宣布起义,解放军已在沪沽镇会师,续向西昌县城前进。

唐式遵和羊仁安等人,其时也在甘相营,他们与罗列等人相见后,说他们决定在二十九日早上,离甘相营,走彝区小路朝汉源县方向前进,到了汉源再看情况,或者再去邛崃地区,或去雷马屏峨地区。根据这些情况,罗列即在寨外胡长青处住,并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紧急会议的,有沈策、周士冕、戴涛、胡长青、裴世予、王炳炎和李犹龙;会上决定:(一)托邓家找几个彝区头人带路,通过大小凉山,逃往雷马屏峨地区后,再看情况活动。(二)部队及随逃人员全部轻装,所带的三驮黄金、五驮银元,由各人分散背带。(三)临时所需的给养粮食,请邓家代购,并托邓家购买大米、黄豆炒成干粮,分给各人,要足够两周之用。(四)为了迷惑解放军并便于活动,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派羊仁安为“反共救国军”第一路总指挥,王炳炎为副总指挥;派胡长青为“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总指挥,李玉光兼副总指挥;派刘孟濂为“反共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岭光电兼副总指挥。羊、王、胡、李的派令均当面交与,但刘、岭均在昭觉,电台亦未联络上,派令待送。(五)为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相机行动,除托邓家派人进行情报活动外,要驻在甘相营的部队亦加紧情报活动。

紧急会议开罢,罗列即带沈、周、戴等人到山寨内找邓家母子,提出上述有关要求,他们不但满口答应,且表示愿意随军同逃,同时也开仓搬粮,并指定“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政工室主任胡某(重庆市北碚镇人,“中统”分子)负责搜集情报,由李犹龙与其联络。

二十九日早上,胡长青、王炳炎、羊仁安等人,即随唐式遵离开甘相营,向小山方面出发。

事前,羊仁安吹牛说,越西县甘相营以北和汉源地区的彝人都怕他,都听他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岂料走到小山地区,即被彝民配合解放军把他们围住。羊仁安曾几次写信、拿片子派人与平时听他指挥的彝兵头脑交涉放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要活捉羊仁安”羊仁安气得猛叫“反了!反了!”最后只得坐在山头上,等待着最后的命运。

其余的人,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打了半个晚上,唐式遵和罗八千岁均被打死,胡长青自杀,羊仁安及他的副军长王炳炎均被俘,周瑞磷带了几十个人,从大小凉山的一条小路往川南逃去,伍道垣和李玉光化了装,躲藏在放羊的棚子里,三天之后逃了出来。

在唐式遵等人离开甘相营那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在甘相营后山上,即发现有劝蒋军官兵放下武器的叫喊声,罗列即派了一班人到山上去搜索,但毫无所获。同时,邓德亮的一个侄于,也率了他的一个连上了山。据邓德亮母亲说:“这是哗变的队伍,正派人去追赶”。这时山上已有枪声。

在这种情况下,罗列等人认为情势已极紧急,即加紧准备干粮,忙到下午五时左右,才弄到够一周之用的炒米。

下午七时,罗列即接到解放军从冕山镇向甘相营进攻的情报,且说前哨已经接火,距甘相营只有十多里,即找邓家母于商量逃窜办法。

邓德亮的母亲说:对面山上距甘相营四十多华里处,他们还有两个寨于,一是石寨子,一是土寨子,都很坚固,而且储有够千多人吃用三个月的粮食。其中的石寨于在山顶上,邓秀廷曾留守在那里,受彝人围攻了三个月,都没有攻破。她劝罗列等人先退到那里去,再想办法。

邓德亮母亲提出意见后罗列等人觉得除此也无别计,只好依她的办法。李犹龙和罗列商量,让其他的人和第一师的两个营分驻在两个寨子——即石寨子和土寨子,他们则带着卫士连住在寨子外边,以便必要时率队轻装逃走。罗列很同意,立刻下命令叫西南干训团官兵员生及随逃人员,跟周士冕带第一师一个营向石寨子出发;叫“西南长官公署”人员及牲口驮子,跟戴涛、裴世予,带第一师的另一个营向土寨子出发。罗列、沈策、李犹龙则带着卫士连和邓氏母子出发。

他们在三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时,才全部离开了甘相营。刚过了一条小河,到了甘相营对面约十华里的山坡上,解放军正攻到了甘相营。解放军进入邓家的山寨后,并没有继续追赶。因此,当晚罗列等人便在山上露宿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才继续向土寨子出发。大概是上午十时到达目地,住在寨子西南五里的一个村子里。

这时候,他们知道了邓家没有让周士冕所率领的人住进石寨子,而只让戴涛、裴世予和所带的金银驮子住进土寨子。罗列等人认为邓家对他们采取的只是应付手段,乃急派沈策往土寨子找邓氏母于商量。邓家的人说:正在找“头人”,再住一天一夜就可办到,明天晚上准能。但当晚十时左右,罗列等人的住处即遭遇到彝人的袭击。他们紧张了,又要沈策去找邓德亮出来调解,纠纷才告停息。

三十一日,罗列等人整天作逃窜的准备。但是在彝区里,没有“头人”带路,是难于走动的,怎么办呢?

正在无计可施的困境中,忽得报告,三面都被解放军包围了!只有大小凉山这条路还可通。因此罗列、沈策、李犹龙等三人决定:不管有无“头人”带路,于当晚九时左右,都向大小凉山出发。由沈策先到邓家商量,若他们愿意同逃更好,否则只好单独行动。

沈策去土寨之后,久而未返,一直等到下午六时左右,罗列和李犹龙已不能忍耐,因此也一起到土寨于去。

邓家那个土寨子,筑在山凹间,坐西向东,后面和两侧都是高山,寨子距山脚约有一里多路。山凹是半坡地,有几百亩宽,半是稻田,邓家的土寨子就占了一百多亩。寨子是用土筑的围墙,有两道宽约两丈;深一丈多的壕沟,上面是吊桥,晚上把吊桥收起来,就很难人寨,寨的周围筑有碉堡,碉堡下有岗,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进寨的。

当罗列和李犹龙进寨时,天色已晚,邓氏母子和他们二人在外院见面。邓德亮的母亲说:她指挥不动彝人了,找不到“头人”;没有“头人”,走大小凉山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不如往北逃向小山地区,经汉源、邛崃到草地再逃西藏。她并且表示:“我年纪大了,行动有困难,决不走了,让德亮同你们逃吧。”

这时戴涛和裴世予也都愿住在邓家,不愿再逃了。李犹龙和罗列商量,罗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活捉。”即下令把队伍集合在土寨子当门的小川里,简单他讲了几句话,即向小山地区出发。邓德亮也坐在滑竿上,随他们而去。

当他们快要走出山口时,对面及小川的两边山上,都开枪了!

罗列下令边作战边前进,对峙了十多分钟,伤亡了几个人,哪里逃得出去!

罗列又下令折转来,一起上山,向大小凉山方面逃。可是行不到五里,彝人已从四面截击过来,罗列率领卫士连冲上一个山坡,企图挣扎,但博来的是严重的伤亡,迫得下令停火,自己则乘黑躲到树林里去。第二天早上彝人把他搜出来,用石头打他,他就滚下山沟,伺机逃脱。

当天晚上躲在山岩里的李犹龙,到第二大早上也逃不过彝人的搜索,也被石头打了,也滚下了山沟,趁机往外逃。

至于沈策、周士冕等人,在战事发生时即己冲散。总之,或被俘,或逃散,胡宗南那点最后的本钱,在一九五①年三月底,在甘相营附近被完全粉碎于!蒋介石的西昌幻梦,也被完全粉碎了!

第廿四回

  凡事学蒋 黄陆浙一用干部

一味反共 抗战愈糟宫愈高

胡东南虽躲过了西昌的炮弹,但逃返台湾之后,却挨了一阵“炮弹”。陈诚等人怕他在台湾争地盘,便暗中指使了一群“监察委员”,提出一个所谓“弹劾案”,历数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打落水狗似的把他打了一番。

在“弹劾案”案中,那些人大喊特喊道:“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荐至专驻,地位不为不高;界以防共戡乱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界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毅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器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账可查);三十七年冬春两度征调,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深宽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炮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若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这一大段说胡宗南的话,都是事实;而且文章也作得铿锵可读,足供欣赏。

那些“监察委员”于数落子胡宗南一番之后,还引经据典一番,说:“荆吴之争,子囊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意思是:胡宗南既已“丧师失地”,那就应该自杀。这类事情,不过是湾官场中,因派系利害之争而演成的滑稽戏。原因是,胡宗南在蒋面前一向特别得宠,有些人便怕他逃到台湾之后,会夺去他们的地盘,是以给他先来一顿棍棒,造成所谓“社会公论”和压力,作为抵挡手段罢了。

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宗南在蒋介石将领中,都带有代表性。在向蒋介石学步方面,胡宗南更具有典型性。所以,在结束本书之前,不妨再谈谈这个人的种种情形。

抗战末期,在蒋介石的军事官员中,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指陈诚;胡者,指胡宗南;汤者,指汤恩伯。盖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在军队中,已将非嫡系部队消灭渐尽,主要只留下了这三大系统的部队。别的方面,即使还保留着一部分力量,但蒋也想借所谓“整编”之名,而加以并吞,以致引起了若干残存的地方势力的反感,是故“陈胡汤”一语。意含讥刺,且带着悻悻与不平。

蒋视此“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药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又一味注意于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视共产党尤甚于日寇。胡也惜此而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为蒋家天下作长远之谋,君臣之间,特别相得。原因胡宗南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得极为紧密,外则重藩,内由阉卫,互相沟通入彼此支持,更使胡宗南在蒋介石集团中,宠固权专,为陈诚、汤恩伯所不及。

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之被完全消灭,也在胡宗南部队之前。等到胡部全归瓦解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亦已到了最后结束之日。就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蒋存则胡存,胡亡亦蒋亡,关系也特别密切。从胡宗南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人教导第一团充见习官,东征之役,才得任重机枪班班长,北伐军兴,即次第以营长、团长升为师长。抗战发生后,实在没有打过多少仗,却又被蒋介石升为十六军团军团长。他在河南吃了败仗之后即退到陕西去,蒋又令他扩编军队,成立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当总司令。数年之间,又将军队再扩为三十六、三十八两个集团军,。而他也由集团军司令晋升为战区司令长官。除陕西一省之外,并将实力伸展到河南、甘肃和新疆,在整个西北的蒋统区中,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控制省政,乃有“西北王”之称。就这样,胡宗南以抗战为名,反共为实,在蒋集团中,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也成为蒋介石最宠信的一个。蒋介石甚至把“二太子”也放到他的麾下去。使不少人望之眼红,羡之为“异数”之臣。

这个“异数”之臣,不但一切惟蒋之命是从,在生活表现上,也处处以蒋为模仿对象,蒋爱装模作样,他也爱装模作样。甚至蒋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他也一样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于是南京有“蒋先生”,西安也有“胡先生”,被称者恬然自安,称之者亦恬不为怪。有其“校长”,亦有其“学生”,胡宗南这个“学生”,学蒋介石竟学到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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