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第二节 统一与分裂：问题的转换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速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速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历史上，那些率先起来反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够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新统一天下。
秦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四方豪杰起而亡秦。秦亡之后，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才刚刚开始。王莽统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来反王莽的是绿林、赤眉起义，四方豪杰继之而起。王莽灭亡，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又才刚刚开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向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发起挑战，黄巾起义未能覆灭东汉王朝。黄巾刚平，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才刚刚开始。西晋以“八王之乱”而衰，率先起来反晋的是匈奴刘渊，刘渊所建立的刘汉政权消灭了西晋。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的序幕才刚刚拉开。隋末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隋的是王薄等农民起义和杨玄感起兵，各地豪杰也纷纷起而反隋。隋朝灭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刚刚开始。唐后期社会矛盾积累深重，黄巢起义向唐的统治发起挑战，这次起义未能灭掉唐朝，还加剧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唐不亡于起义，而亡于尾大不掉的藩镇。元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元的是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起义。红巾大起义确曾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但灭掉元朝并统一天下的却是从起义军中蜕变出来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起来反抗明的腐朽统治，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但统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关外进来的满清。
治乱交替之际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现象，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通常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天下的纷乱和争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激化，后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消弭。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问题的重心是绝然不同的。
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这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首先起事者为了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秩序，必须凭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
一旦旧的王朝最终灭亡，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这样，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这才是第二阶段问题的症结。
广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对旧秩序者们的凭资，却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统一局面的凭资。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了达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应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种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第二阶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有时，即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纠正实际上是由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在推动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渊本欲效法汉高祖，灭司马氏政权后一统天下，所以他很注意处理胡汉关系。他建立政权都是打着汉家的旗号。刘渊遣大将刘景率军攻洛阳，刘景驱杀汉族百姓三万余人沉于黄河，刘渊闻讯大怒，曰：“景何面目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显示出他的确有一种包容天下的胸怀，很想化解胡、汉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汉矛盾。然而，数百年积累下的矛盾，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设立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让历史积淀下的矛盾在历史中去化解。
历史的运动错综复杂，它要求运动的参与者要有多方面的素质。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旧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念，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
可通常的情况却是，旧的社会秩序一经解体，社会中潜藏的各种能量都被释放出来，参加运动的人素质参差不齐。有多少人能够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呢？如凭借绿林起义而崛起的更始诸将，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疮痍未复，便耽于个人享乐，贪欲恣肆，全不以苍生疾苦为念。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情怀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会有兼济天下、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推翻旧的统治秩序，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同样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缓和、消弭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重新整合天下。做到这两者都需要雄才大略。
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我们以秦汉之际的分合变化为例，来看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
当历史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之后，统一确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趋势也可能走一些曲折。
秦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个统一的帝国却是跟它的暴虐统治、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秦始皇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但天下之人欲反秦、裂秦者仍不在少数。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陨石坠于东方，有人就在那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秦始皇三十六年 ＇ 足见反秦、亡秦、裂秦的暗火已在地下燃烧。这些人中既有像张良、项梁那样的前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也有像陈胜、吴广那样对秦暴虐统治不满的下层民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能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即是当时广泛矛盾的显现。陈胜、吴广遂利用了这种潜在的力量，迅速扩大其影响。
陈胜占据了陈之后，打算自己称王。张耳、陈馀曾劝其不要急于称王，而应利用六国后裔渴望报仇、复国的愿望，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以便增强反秦阵营的力量。张耳、陈馀对陈胜说：“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勿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二世元年 ＇ 陈胜不听，依旧率先称王。但他并未能够阻止别人自立为王的趋势。他遣武臣略地河北，武臣羽翼已丰后，便脱离陈胜自称赵王；武臣再遣韩广略地，韩广羽翼丰满后，又脱离武臣自立为燕王。
陈胜败亡后，在江东起兵的项梁脱颖而出。范增怀着同样的认识建议项梁说：“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