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 二世二年 ＇ 项梁遂为楚国拥立怀王，又采张良之议扶立韩王，后又立魏豹为魏王。这样，项梁所拥立的楚国成了反秦的中坚，在陈胜败亡之后，掀起了反秦斗争的又一个高潮。
对秦的仇恨乃是东方诸侯反秦的一大动力，张耳、陈馀、范增等人建议的策略都是旨在推动当时矛盾的普遍激化，扩大反秦阵营，从而达到迅速灭亡秦朝的目的。
秦亡之后，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东方人对秦人的仇怨却并未马上消失。这种仇怨影响了秦亡之后的天下形势。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仇怨的产物。那些在秦强盛时受尽秦人欺凌的东方人现在终于可以反过来报复秦人了。项羽入关后，诛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拍手称快的绝非项羽一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连同它暴虐的统治一起被埋葬了。反秦之时，天下之人亡秦、裂秦的呼声构成反秦的主要动力，主导人心者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趋势。可是，当秦亡之后，要重新统一天下，又凭什么来整合天下？这是秦亡之后产生的新的问题的症结。
秦亡之后的天下局面以项羽主持下的分封诸侯而收场。项羽凭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而被尊为诸侯霸主。项羽行分封制在后来受到不少指责，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也受到后世的不少批评。
实际上，项羽行分封制在当时恐怕是不得不行之的一条办法。他分封的原则，有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意图，如徙刘邦王汉中、将战国时的东西二强齐国和秦国都分割为三部分等等；另外，还力图以在反秦战争中的功劳大小为原则。尽管如此，他在当时就遭到韩信、田荣、陈馀等人的不满。韩信说项羽“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劚郑滩荒苡瑁怂礁救酥室病！薄。А∽ⅲ骸蹲手瓮肪砭拧『杭鸵弧「叩墼辍。А√锶佟⒊骡诺热烁且晕椿穹馔醵紫染俦聪钣稹Ｕ庑┤朔聪钣鸬闹苯釉蚴亲约何椿穹址狻�
至于项羽不都关中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项羽所率领的军队是反秦战争中的主力。战争往往会使仇恨加剧，使矛盾更加尖锐。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卒更是加剧而不是消弭了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即令项羽立都关中，关中也不会是他的天府之国，而只会是他的肘腋之患。
以这层认识为背景，我们才好理解刘邦入关后与秦人约法三章的积极意义。刘邦入关后，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这三条约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战乱之后的社会秩序，保境安民，更重要的是防止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因为，以当时形势，最有可能出现的恰好是那些怀着复仇心理入关后的东方人趁机烧杀掳掠，报复秦人。刘邦此举深得秦人之心，为他以后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
在暴秦已经灭亡之后，当项羽还在加剧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时，刘邦却已在注意化解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了。
刘邦在后来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几处大手笔，都可谓切中当时问题的症结。首先是他还定三秦的时机。刘邦被徙封汉中时，萧何建议他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觉得首先应该蓄精养锐，整军经武，积累力量，然后再出争天下。但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像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出兵还定三秦。仅凭这一点，刘邦就收到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时机上的好处。所谓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将成定局。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资格率中原诸侯反击冒顿的惟有项羽。那时，不管项羽个人是否有意，都会产生进一步整合中原社会的需要；何况“攘夷”历来就是中原霸业的一面有力旗帜。项羽若只做诸侯霸主，凭他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就够了，若要进一步整合天下，则须凭借新的政治资本，而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匈奴正好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本，藉以进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则天下之势必将重归项羽，那时刘邦再出争天下，形势就很不利了；即令能争，以当时岳峙之群雄十数辈，逐一扫平，事亦难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东方去的动力。这就是韩信所说的“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刘邦的大手笔之二是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刘邦东出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刘邦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二年 ＇
义帝即项梁拥立的怀王，本是复立的楚国之后，在秦亡后被尊为义帝，已可算是当时名义上的、比较松散意义上的天下诸侯的“共主”。项羽本可以挟此“共主”作为招牌以号令天下，但他连这块招牌也扔掉了。刘邦捡起了这块招牌。尽管义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个活着的“共主”来’号令天下，却借这个死掉的“共主”而为天下人树起了一个“共敌”。为义帝发丧旨在为自己“正名”，同时树项羽为天下人之“共敌”，“明其为贼”，再借此“共敌”以抟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也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他为敌，其他诸侯王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而为义帝发丧这一策略则把自己统一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
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起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把原本复杂的形势、矛盾和问题都变得简单化了。
后来，楚汉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刘邦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郦食其建议刘邦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为楚国增加敌人。张良听说这事后，大叫“陛下事去矣！”，连论此议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郦食其的建议很像当初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实际上，二者所面临的形势和最终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
陈胜起兵，志在灭秦。陈胜初起时，秦国还很强大，派人复立六国之后，可以利用前六国对秦的仇恨和复国的愿望，迅速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而此时，刘邦已经联合了大部分的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势，此时复立六国之后只会造成潜在的分裂势力，这跟重新统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刘邦还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到了项羽阵营的内部，先是策反英布，后又反间钟离昧、亚父，项羽更加孤立。
后来，郦食其又建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高帝三年 ＇
这却是一个建立在地理大势基础上的恰当的战略策划。在基本上以善和恶为标准把自己跟项羽在天下人面前区分开来之后，再造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确实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归”的效果。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通过树项羽这一“共敌”而使天下之视线聚于一，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
秦与西汉交替之际的纷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反秦战争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灭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趋向于激化，所以，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范增对项梁的建议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动矛盾的激化，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楚汉战争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重新统一天下是目的，为这一目的，应该缓和、消弭各种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所以，郦食其复立六国之后的建议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而为义帝发丧、布项羽十大罪等策略则把本应非常复杂、分散的矛盾加以简化，使问题变得简单，从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统一天下的进程。
第三节 分裂的类型
王夫之曾论及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崩，一种是瓦解。他说：“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势以异。瓦解者，无以施其补葺，而坐视其尽；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数年而社稷夷、宗枝斩，亡不以渐，盖瓦解也。栋本不固，榱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以坠，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盖当其瓦合之时，已无有相浃而相维之势矣。隋、元亦犹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汉之屡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师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见夺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沉于海。此则土崩也。或支庶犹起于遐方，或孤臣犹守其邱陇，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而啮蚀亦历日月而深，无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 ＇ 注：《读通鉴论》卷三 武帝之八 ＇
王夫之描述了两种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现出的特征。大体说来，瓦解意味着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持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通常也比较快；土崩则意味着在整体的秩序崩溃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秦、新、隋和元的灭亡便属于瓦解，东汉、西晋、唐和宋的衰亡则属于土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下面，我试着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
一般说来，那种专制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专制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八 汉纪十 ＇ 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发，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专制，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而那种专制程度不高、或是其专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