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
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
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
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
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
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
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
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
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中共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
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
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
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反共
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这当
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
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
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
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共产党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
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
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
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
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
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
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
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
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
“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
“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
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
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
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
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
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
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
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
强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
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
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
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
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
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
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
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
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
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
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
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
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
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
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
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
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
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
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
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
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
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
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
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
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
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
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
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
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
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
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
中共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
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
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
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
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
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
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
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
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
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
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
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
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
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
一贯的反共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
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
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
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
中国军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
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
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
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
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
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
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
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
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
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
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
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
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
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
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
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
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
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
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
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
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
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
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
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
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
陈诚总参谋长和他本人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
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忆犹新：“7月12日，我按传票指定日期，由
松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