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忆犹新：“7月12日，我按传票指定日期，由
松冈和翻译刘季坪陪同，于9时20分到军事法庭候审。10时半，由施检察官对我作战
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我据此做了回答。
大体上似乎没有我个人的犯罪事项，法庭调查达一小时之久。其后，石庭长、施检
察官和刘翻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事后据刘翻译谈，石庭长等认为，既已成
为被告，其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往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坚决主张现寓所乃国
防部所指定，除非该部指示，断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
庭长协商，准予申请保释。”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
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他才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这就是说抗战胜利
结束已整整3年了，此敌酋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囚犯。
8月14日，军事法庭再次开庭，“9时，石庭长开始预审，约30分结束”。当冈
村走出法庭时，等候在外面的百余名中外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争相
提问，令冈村一时失措，无言以对。法庭警察一面为他开道，一面将他送进休息室。
自日停日侨遣返结束后，这一二年冈村究竟在干什么？传闻不少。所以他一露
面，记者们便紧追不舍，不从他口中问得三言两语，难以善罢干休。而他又不好把
在南京金银街4号做的事情和盘托出，所以只得支支吾吾。当他进休息室后，仍有二
三十名记者跟进去向他提问。直到10时30分左右，冈村才在宪兵、警察的护送下登
上警车，而有几名记者竟爬上去，一路向他提问，直到监狱门口方才作罢。
他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即带着随从前来监室“慰问”，称：“先生前
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
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
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
痛心为宜”。
冈村心领神会，点头称是，并表示理解中方的苦衷。
8月17日，上海各报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定于本月23日在市参议会礼堂对冈村
进行公审，有关当局届时将邀请驻沪各国外交官及各界人士参加，市民也可前来旁
听。同时还公布了审判人员和律师名单：庭长石美瑜，检察官王家媚，法官陆起、
林建鹏、张体坤、叶在增；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杨鹏、江一平、钱龙生，其中杨、江
系国防部专为冈村一案聘请的上海滩头牌律师，云云。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
临时架设的广播喇叭将公审情况传到广场上的每个人耳中。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
首先宣读起诉书。这里要交代的是，负责审理冈村案件的司法人员，当时大多年轻
气盛，还是一心想通过审理为民族伸张正义的，他们对上层军政大员与冈村之间关
系的内幕详情也知道得不多。王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时，国防部、外交部及所有政府
部门，都没有提供什么被告的具体犯罪材料，他只好抓住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桂、
柳和南宁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1个旅团长被判刑，把8个人的罪行加在被告一人
身上，以连带罪起诉。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冈村宁次西装笔挺，脸上架着金丝眼
镜，一副学者派头。按法庭通例，被告人应一直站立在围栏内，但他受到了特殊待
遇，“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
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他回答法官问题时，神情悠然；几个证人都是他任第
6方面军司令官时手下的各师团长。冈村宁次对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
避重就轻，满不在乎。他的态度激起了旁听者的愤慨。
中午休息3小时，午餐菜肴十分丰盛，使冈村和几个日本证人大为满意。
下午3时，公审继续进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师进行质问，继而由王家媚检察官宣
读有罪论证。随后，江、钱、杨3位律师与检察官进行辩论。法庭气氛从而趋向紧张
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他在受聘为冈村辩护之前，其父
曾极力反对，不想让儿子遭世人唾骂。冈村闻知后，也一度担忧这位巧舌如责的高
手出不了庭，“然而在此情况下，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
在华北任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
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去台北访问时，曾特意前往江一平家中表示感谢。而杨
鹏、钱龙生当时还在大陆，他自然是感谢不成了。
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接到南京来的电话，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
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连被
告本人也感到意外。转天24日，孙介君典狱长又来向冈村透露情况：“对先生的公
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
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得请
示蒋总统才能决定。”
说也奇怪，冈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军方领导人，
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获得“自由”，反倒是外交等部的文官们顾虑各方面的影
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有“福州才子”之誉的
石美瑜，也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还会为后人唾骂，他想辞去庭长
一职，但未获批准。
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但国民党军界大员的幕后磋商则紧
锣密鼓，这里有冈村记载为证：“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
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
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
为有利。”
“11月28日，据悉：数日前何应钦部长、秦德纯副部长、曹士7登二厅副厅长、
司法行政部长、国防部徐军法局长以及石庭长等举行会议，讨论对我的判决问题。
会上，何、曹主张无罪释放，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
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因此，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总统。”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
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
致同意”。
看来汤恩伯这次直接向蒋介石陈情，对冈村案审理的结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蒋
虽不主张重判，但对无罪释放他还是多有顾虑，经心腹爱将汤恩伯的一通劝说，终
于下定了决心。后来，汤在自己的一篇札记里洋洋得意地回忆说：“民国37年（即
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
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
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
蒋总统批准。”
冈村对汤恩伯的这段“恩德”，一直念念不忘，“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
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到日本医治胃溃疡时，
病死于东京庆应医院，日本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冈村还不顾年已70岁的老迈
之躯，自告奋勇当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案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
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
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走
形式而已。
这天上午10点多钟才开庭，检察官和律师进行过简单的问答后，石美瑜宣布休
庭，下午4时开庭宣读判决书。
下午4时重新开庭后不久，石美瑜即照本宣科地朗读了一遍
判决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
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
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
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
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
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
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
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
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
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
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
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
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
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
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
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石美瑜念完判决书，又问被告有何意见作最后陈述？冈村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而且他这次到庭前对自己能否获无罪释放也并非十拿九稳，“因为耳闻军方以外各
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思想上已有服刑的准备。
不料结果判为无罪，不禁喜出望外”。
一阵欣喜过后，这个老牌侵华分子最后缓缓陈述道：“我对贵法庭判决无任何
意见，但内心对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
意。”
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大概过于兴奋，而致良知未泯，说出了连至今某些日本人都
不肯说的话。这天，他在日记里追忆中方对他处理的全过程时写道：“对我的战犯
问题，中国政府起初特设联络班，安置我担任遣送工作，借以推迟入狱时间。东京
国际法庭将我列入战犯名单，传我到庭受审及作证，中国政府借口有病予以拒绝。
以后因等待东京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最后才使我人狱，随后又
因病情恶化准予秘密保释，恢复狱外生活，以迄今日，终于判决无罪。除对中国政
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病愈之后，献身于日华
友好，以酬宿愿。”
日记里没有提及他住在南京金银街4号别墅时，忙乎的神秘事务。而且不言而喻，
他的“日华友好”对象，自然不是指中共领导下的人民。
对释放冈村一事怎么看？论者的观点历来大相径庭。曾有一位台湾学者写道：
“蒋公令冈村无罪释放，使自己当时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书写中日关系史
的角度看，则是高瞻之举。历史上，你日本欠中国的帐我可以写，例证俯拾即是。
而日本战败后，我连你的总司令官都放了，并且将你200多万军民顺利遣返回国，不
辱、不扰，你的日华关系史怎么写？找不出一条中国人欠日本人帐的例子。”另一
方面，该学者也认为判冈村“无罪”，在政治上和情理上还是失当的，周全的办法
是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