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全市的游行队伍共分为三路，东城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合编为第一路，由北京大学领队。北大学生会接到通知后，立即发动同学们参加游行。为避免游行队伍一出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这次我们采取了分散出发，到约定地点集合的战术。
12月12日早晨，天还不亮，各校门口就布满了武装军警，准备把学生队伍堵在校内，不准外出。但直到太阳高升，军警也没有发现学生队伍的踪影。8点钟左右，那些在马路边、小胡同里，溜溜达达的学生，一声号令，就集合成游行大军。高呼口号，齐声歌唱，使得军警博然不知所措。三路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后，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路通宋哲元坐在小汽车里，学生就把汽车包围了，要求宋哲元出来接见。宋迟疑不答。学生们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冀察！”并把一些传单递给宋哲元看。最后，宋哲元答应：下午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
放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大队继续游行。中午12点多钟，各路游行队伍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大操场集合。正在召开大会，忽然接到北平市内六区警察署（在北大附近）传来的通知：下午宋哲元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并发表讲话。游行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整队前往。
下午1点多钟，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其他各游行队伍相继到达。共到学生约五干多人。北平市当局派人送来包子、开水；但学生们没有吃，也没有喝。下午两点多钟，大批武装军队开进景山公园，沿红墙内侧布岗。学生们有些惊疑，要向外冲。指挥部的同志高喊：镇静！镇静！是凶，是吉？有些人仍在猜疑。直到下午5点左右，北平市长秦德纯才来到会场。他说：宋委员长到西山开会去了，他代表宋委员长和同学们见面。他发表了简单的讲话，表示愿意抗日，但要大家不要对外声张。大会主席团提出几项关于抗日救亡的要求，秦德纯一一答应。其中有一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秦说：今天就办。全体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军长抗日！”“拥护29军抗日！”等口号。大会结束。
当学生队伍步伐整齐、气势雄壮，走出景山大门时，站岗的士兵向学生敬礼！学生们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这时，天色已黑，各队学生在返校途中，仍然高呼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抒发胜利愉快的心情！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937年6月中旬，我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介绍我到省立第五中学（当时该校设在临沂县）教物理，但我不想离开北平。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前途问题。我有两种打算：如果抗日战争爆发，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如果中日暂时打不起来，听说到秋天，清华大学要召考公费留美学生，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至于职业问题，我并不发愁，在北平有关中学，找几个钟点课教一教，就可以吃饭。
从1937年6月28日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学生，在西山大觉寺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实行军事编组。北大同学杨雨民任司令、宋尔纯（宋应）任政治部主任、孙兴诗（孙思白）任第二大队长……。夏令营的课目：除学术讨论、名人讲演、时事政治以及各种游艺外，还请了红军老干部袁也烈同志讲游击战。当时，我在城内某中学兼课，不能用全部时间参加夏令营。为了学习游击战知识，我专程到夏令营，听袁也烈同志讲课，从而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例如：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打游击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游击战的16字令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引诱和迷惑敌人的方法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根据我在夏令营学到的这点游击战常识。在抗战时期，我也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
l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在北京西南15公里）。守桥的29军，予以英勇还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炮，抗日战争爆发。
北大同学听到炮声，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誓作29军保卫北平的后盾。7月8日，北大学生会组织了几个慰劳队，分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我带着一个慰劳队，到了东直门内陆军总医院。伤员们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他们不顾伤痛，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战斗情况；并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学生和伤员亲切握手，互相鼓励！
7月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了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我也参加了。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在民先队的支持下，我们把北京大学第三院改为伤兵医院。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医药，一切全靠自力更生。
我去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他表示大力支持。他说：学校的东西，医院都可以借用；炊事用煤、水费、电费，由学校负担。北大同学们把宿舍的床铺，抬到三院大礼堂，布置起一个简易病房。经人介绍，我到北平灯市口公理会，找到一位王大夫；他帮助我们募集到一批药品和米面；我们请他担任医务主任。我担任总务主任，执行院长职务。宋应同学担任担架队长，负责收容伤兵。医学院的同学负责医务工作，女一中等校的同学负责护理工作，北大同学负责后勤工作。这样，伤兵医院就成立了，开始收容伤兵。我们收容的伤兵，绝大多数是29军的抗日战士；少数是原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部反正时，被日军打伤的保安队员。北大同学刘江陵、朱穆之、宋尔廉、汪洪文、白文治、孙思白、徐世纶等，都积极参加了抢救伤兵的工作。
7月28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向29军南苑兵营发起猛烈进攻，炮声隆隆，黑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28日夜间，29军撤退，北平沦陷！
日军尚未进城，我们继续抢救伤兵。8月5日，听说日军要进北平城，我们把伤兵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平津铁路恢复通车，我和刘江陵、朱穆之等几位老战友，登上火车。我们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北平：可爱的北平，愿你无恙，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三 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6．奔赴抗日战场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9．深入日本统治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我们告别北平的目的，是要脱离日寇统治区，奔赴抗日战场。到了天津，日军正在集中兵力，沿津浦铁路南犯。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不通。我们便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准备赴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船长（英国人）怕冒风险，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坚决反对。船上坐了500多名北平学生，大家选出刘江陵、何礼、谢云晖、葛佩琦、袁汝镛等同学，组成指挥部，与船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我们向船长提出警告：如果你一定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就先把你扔到海里去。因为船再开回天津，我们这批中国学生，就可能遭到日本人杀害。最后船长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到烟台下船后，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总算脱离了日寇的控制。这时，同学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赶快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从烟台坐小火轮，到了虎头崖。下船后，同学们背着行李，步行20多里，到达山东掖县的沙河镇。此处离我的家乡平度县，近在咫尺。有的同学劝我回家看看。我说，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如治洪水，我怎么能一过家门就回家。
我们男女同学约300人，在沙河镇住了三天，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向群众讲了卢沟桥抗日的情况，教儿童唱救亡歌曲，到处可以听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我们的食宿全由沙河镇商会供应，临走时，我和何礼到商会辞行，并要付给他们饭钱。那位商会会长说：“工农兵学商都是一家人，你们为抗日救亡路过此地，我们理应招待，不能收钱。”我们从沙河镇坐上驻济南部队向烟台运兵的回程汽车，到了潍县，转乘火车到了济南。
这时，济南已经汇集了大批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民先队领导同志在济南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学北上到太原，支援山西的抗战工作；适合于留在山东工作的同学，就留在山东；另一部分同学南下到南京，开展南方的抗日救亡工作，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全面抗战。我和一批老战友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我们到达南京之前，已有一部份平津学生流亡到南京，并于8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到达南京后，平津同学会进行了改选。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有：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刘玉柱、葛佩琦、谢云晖、吴承明、赵启海等同学。执行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当时国共合作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仍然坚持片面抗战，不敢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平津同学会派何礼、吴承明和葛佩琦为代表，带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
蒋、汪两派都想争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为他们所用；但谁也不同意分配我们上前线工作。经过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安排了食宿，女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男生住在市第二和第八中学。对于愿意回家或复学的流亡学生，教育部发给车船票和两元零花钱。汪精卫的妻子送给同学会背心、裤衩、牙刷、牙缸、毛巾、洗脸盆各500件。我们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伤兵医院，慰劳了伤兵。
在这里我来谈谈往访汪精卫的情况。汪精卫住在南京孝陵卫。离他的住宅约半里地，设置了第一条警卫线；他的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和何礼、吴承明三人，第一次往访汪精卫，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就被哨兵挡住了。我们拿出平津同学会的证明信，说明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哨兵以警惕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不准通过，没有党政机关的证明文件，谁也不能通过。我们扫兴而归。第二天，我们三个换上西服，坐上一辆租来的汽车，再次往访汪精卫。汽车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哨兵不但未盘问，反而订了一个“立正”，我们就通过了。汽车到了汪精卫的大门口，卫兵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领到接待室。
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接待人员说：汪主席已经“公出”。我们把平津同学会写给汪精卫的信和《上政府意见书》交给接待人员。他说：一定呈给汪主席。时过数日，平津同学会接到汪精卫的复信，大意如下：
平津同学会公鉴：暴敌肆虐，平津沦陷，大好山河横造蹂躏（以上是原文）。诸位同学，爱国心切，辗转来京，请缨抗的。兆铭（汪精卫的名字）展阅大函，无限敬佩。请派代表于八月（）日（）时，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一叙。 汪兆铭（签名）
我们八九名执行委员代表平津同学会，按约定时间前往。汪精卫亲自接见了我们。问寒问暖，笑容可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