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九名执行委员代表平津同学会，按约定时间前往。汪精卫亲自接见了我们。问寒问暖，笑容可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让我们随便谈谈，不要拘束。我们提出：（一）要动员民众、团结各党各派实行全面抗战。他说：国府（国民政府）已下了动员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参加抗战的义务。（二）我们提出，平津山东等沦陷区，还有大批爱国学生，政府应设法支持他们撤出。他说：国府已有此计划。（三）我们提出：要迅速恢复从沦陷区撤出的高等学校，以便广大同学复学。他说，国府已在办理。（四）我们提出：请支持流亡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希望分配我们平津学生上前线工作。他说：诸位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焉能轻易上前线牺牲；至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你们有完全自由，我支持你们。最后，汪精卫说：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转达蒋介石。以后的事实证明：汪精卫说的完全是一套汉奸政客骗人的话。在他接见我们之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以“滋事学生”的罪名逮捕了。这就是汪精卫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除访问了一些国民党的要人之外，还代表平津同学会访问了一些社会名流和迸步人士，如张申府、沈钧儒、中苏友好协会的张西曼等人。他们对我们要求实行全面抗战的呼吁，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1937年8月中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地址在南京傅厚岗66号（现在的青云巷41号）。中共中央指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克农同志为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秦邦宪）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所以当时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既是我军派驻南京的办事机构，也是我党派驻南宗的代表机构。
原北平市西城区我党地下区委书记李华（李承如，同志，随平津同学到了南京。他联系平津同学会中的我党地下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蒋南翔、李华同志和博古同志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
博古同志指派李华成立我党南京市委员会，由李华担任书记，由于辛（马子卿，和方珂德二人担任委员。在平津同学会中成立了由王文彬、何礼、郑代巩三人组成的党组，受我党南京市委直接领导。当时在平津同学会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约二三十人。以南京平津同学会中的民先队员为基础，建立了民先队南京地方队部，由丁秀同志担任队长，领导全南京市的民先队。
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南京平津同学会组织流亡同学，做了大量的利于抗战的工作：（一）组织战地救护队，上前线救伤兵。当时中日两军正在上海激战，大批伤兵，无人抢救。我和负责救护伤兵的朱子桥将军（他是全国救济总会会长）联系。他说：昆山一线，有大批重伤兵，集中在火车站，送不出来。他问：你们平津学生能否担任这项抢救任务？我说：只要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可完成这项任务。朱将军写了一封介绍信。我们战地救护队，拿着介绍信，和浦口伤兵收容站联系后，就带着担架，登上火车，到了昆山附近的火车站，把大批伤兵，抬下火线送上火车，运到后方，送进医院。有的同学还留在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二）组织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3个宣传团：由郑训、赵启海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同学会歌咏团”，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步曲》等救亡歌曲，鼓舞了南京市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由荣千祥（荣高棠）、张瑞芳、苗培时、陈荒煤、张楠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学生战地流动宣传团”，沿津浦路北上，转陇海路、平汉路至驻马店。抗日歌声，传遍中原。由平津同学叶笃连（叶方）、董凌云、胡笃宏、李庚等人参加的，由南京市委领导的“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走遍大江南北的工矿农村，直到武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决心。（三）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平津同学会除派代表走访了国民党上层人物，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外，我们还和南京秘密学联取得联系，派代表赴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钟英中学等大、中学校串连，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参加南京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活动中，平津同学会的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四个人一排，肩并肩，臂挽臂，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振奋了南京人民的抗日情绪。张瑞芳等同学在马路边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南京大戏院演出的《打鬼子去》和《打回老家去》，激起了南京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四）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和延安。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来到南京平津同学会的流亡学生，不仅有北平，天津的学生，而且有河北、山东、上海以至九龙、广东的学生。当时，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轰炸，为安全起见，平津同学会成立了迎送小组，负责迎来送往。来者不拒，为他（她）们安置食宿。去者不留，发给车船票、零用钱以及通行证明书。去的目的地，自由选择。平津同学会在几个月之内，输送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在万人以上。他们有些人到了敌后，拉起地方武装，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使“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抗战之果；有的到后方读书，现在成了专家学者，是四化建设的骨干；有的赴延安学习，现在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抚今思昔，倍感亲切。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我们来到南京之初，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搞的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利用。所以他们表示支持我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搞的抗日宣传、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他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铲除我们。现将当时的经过情况，略述如下：
从1937年9月初开始，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宪兵学校的学生，也约请平津同学，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学会与南京秘密学联取得了联系后，曾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学会输送到后方各地的民先队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民先队员。这些活动都超过了国民党所要求的行动范围。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后方各大、中学校已经开学，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长沙、陕西城固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发给平津同学会一份“训令”，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同学会予以拒绝。
为解决平津同学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我们同学会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为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可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听了传达后，同学会派我和郑代巩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见到高教司司长周炳琳，提出办战训班的要求。周答，可以转请国府研究，你们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同学会将办战训班的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并请愿意参加者签名。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是否签名？犹豫不决。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并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带头签名。于是有很多同学签了名。9月下旬，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筹3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间男女各有多少人？并拿走了签名册。9月底战训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平津同学会。
10月初的一天，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余仲虎，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要求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他并威胁说：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我们同学会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1937年10月8日晚间，我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李华也来参加。忽然听到窗外有马靴声。郑代巩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捉人了，我赶快沿着走廊向东走，看到大批宪兵已经进到院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两个宪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这样，我就被逮捕了。我们同时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葛佩琦、刘玉柱、方琦德、赵启海、蒋南翔、杜天翔。我们被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罪名是”滋事学生“。我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而害怕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真面目。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简称战训班）。主任是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黄仲翔（就是在我们要离开警备司令部那天，穿着西服找我们谈话的那个人）。战训班的地址在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战训班的组织机构：有班本部，下设大队部和政训处。大队长是李炳昌，政训处长是雷锡龄。有学员五六百人，男生编为三个中队，女生编为一个区队。每个中队有一名政治教官，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区队长、政治教官由班本部委派；小队长由区队长指派学员担任。
战训班的训练内容：（1）军事训练为主，每天占的时间最多。开始是徒手操练，立正、稍息、走步；以后发给每人一支步枪，进行持枪训练，学习瞄准、射击，最后进行了打靶演习。（2）政治训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精神讲话“。汪精卫、陈立夫、黄仲翔、刘健群、晏阳初、雷震等人，都到战训班作过”精神讲话“。汪精卫讲的是”焦土抗战“；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刘健群讲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晏阳初在讲话中说国民党的政策是”杀鸡求卵“政策。第二类是政治教官讲”总理遗教“和”领袖言行“。讲得笑话百出，常常被学员们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