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一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确属“激进”；再则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禁而不绝。他的思想状况如此，难怪在“左联”和胡秋原、苏汶的那场论战中，他站在左翼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②当然，那时这场论战已经过去，他的文章没有被采用。
他这个时期继续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萧洛霍夫的短篇《死敌》（写苏联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长篇《被开垦的Chu女地》等。萧洛霍夫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当时买下了立波译的这部长篇。此外，他还读过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一周间》（里别进斯基作）。这部作品，在30年代和《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毁灭》（法捷耶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名作一起介绍到中国，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里，曾多次提到过它。具有纪念意味的是，在孙犁现在的藏书中，居然还保留着这部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书，其中还粘贴着他当年从《大公报》上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
孙犁说他中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①，这些，也就是“他的大学”了。这是在社会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他自己却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文字的和生活的。
还应该补充一笔：他并不敢轻视《金瓶梅》这部著名的世情小说。实际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这部书也浏览过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但后来，他终于从反映人生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部作品了：“……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还把《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进行比较，认为自己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也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远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
我从来不把小说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
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小说，更不能写好小说。“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①
这是健全的人生态度，也是健全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态度虽是后来逐渐形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心高气傲、形只影单地漫游于北平街头上那些杂乱书摊的时候，恐怕就既动心、又动容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了。这时，他也确实在读《世界文库》上的《金瓶梅》洁本连载——虽然并没有读完。
被挤之后
白天的时间，他自然还得去工务局上班。工务局在府右街，他们在一个小偏院的西屋办公。屋子里最大的官儿，是一名办事员，姓贺，办公桌靠窗，而且有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桌上就没有玻璃板。但他和市长似有瓜葛，人比较文雅。他结婚时，孙犁去随过礼。
靠西墙的角落里，放一张非办公用的破旧板桌，上面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这就是孙犁“办公”的地方了。桌子两旁，摆着两条破板凳，坐在他对面的，是个姓方的破落户子弟。这年轻人写一手好字，可惜染上了不良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儿，醒了就和孙犁开句玩笑。贺办事员像是南方人，一上班话就不停，对谁都不冷淡。他见孙犁好看小说，就说认识张恨水的内弟。这时正是张恨水前期创作的全盛时代（实际上也是他整个创作的全盛时代），他的几部影响最大的小说，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均已先后在上海出版（有的在出版前先在报上连载，如《春明外史》，连载时间竟长达四年又九个月。《啼笑因缘》连载时间虽没这么长，轰动性则更大），风行于京、津、沪等各大城市。拿他来做话题，那是最时髦、最风雅的了。
孙犁所在的科，负责市政建设。市民修房建房，须请科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皮，绘制蓝图，确认不侵占房基线后，才在窗口领照。
有好长时间，孙犁无事可干，也没有人给他分配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提醒孙犁这样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那就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明白这是朝中无人所致。孙犁不知此中利害，还是把书摆在那里看。果然，事情就发生了。
科里有位身穿蓝绸长衫的胖股长，和下属谈话时，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有个干儿，也喜欢学他的姿态，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这人是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虽不在孙犁他们的屋里上班，却常常来厮混。有一次，孙犁寄给股长一张假条，他虽然看过《酬世大观》，上中学时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还是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山东人告诉他：股长曾拿着假条，到屋里来朗诵取笑。不料这干儿又学了干老子的样子，有一天，也拿这件事来孙犁屋里取笑。孙犁虽然一向文静寡语，与人无争，到底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终于被激怒，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讨了个没趣，只好赔笑而去。
不久，那位体育明星的外兄由局长的位置上下来，孙犁也就“另候任用”了。
他被免职以后，按照惯例，同事们约他到东来顺吃了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
这个性格内向、外表沉静的青年人，其实也喜欢娱乐的。他在北平这段时间，除了书，还爱看电影，听京戏，甚至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和科班名角。他尤其爱听富连成小班的戏。富连成原由东北一个商人出资筹办，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初名喜连升、喜连成，是京剧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科班，1948年停办。在这段时间内，由萧长华、苏雨卿等任教授艺的这个科班，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学生近七百人，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等都出自这个科班，梅兰芳、周信芳等也曾在这里搭班学戏。它只收六至十一岁的男童学戏，量材授艺，督教极严，一般七年出师。在它之前的科班，大都是成｜人与孩子搭班合演，称“大小班”，富连成班则一律由学生演出。它演的戏，以严谨整齐著称，连台三国戏尤其拿手。孙犁在北平时，仍是富连成的兴盛时代，自幼看惯了乡间大戏的他，现在看到这些“小班”角色的极具朝气和魅力的演出，真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他实在不能不击节而唱了。他也真的学唱起几句京剧来。
他现在是被免职了，不得不准备回到故乡去。这在他倒没有什么，他故乡有亲人，有结婚未久的妻子，回到故乡去，倒未尝不是一件惬意的好事。和他一同免职的，还有一名外勤人员，家就在北平附近，孙犁只记得他脸上有些麻子，举止和装束，都像一个小商贩。失业对于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从娱乐场所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孙犁说：“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孙犁想告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但怕他不能领会，就没有回答。“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①他就这样走出了工务局，安闲自在地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在这里，他看见了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这部自德译本转译的长篇小说，这时刚刚出版②，不是朝夕专注于书摊的读者，是很难这样得风气之先的。他很高兴，立刻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买下这部名著，回到公寓去“夜读”了。
第二天清晨，他又挟着这本书，到了高城有五、六十里地的黑龙潭，去看望一位在山村教小学的朋友。这位朋友姓刁，河北省深县人，育德中学师范班毕业，论起关系，和孙犁是大同乡，又是同学。有一年暑假，为了找职业，他们在育德中学那座碉堡式的招待楼里，共同住过一段时间。他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龄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孙犁到他那里的时候，正是黄叶飘零的时节，面对着清冷的潭水，孙犁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西山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他又回到城内。
接着，他又到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同学那里各住了几天。终于——
……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①做为他这一次来到北平的文学上的收获，他还有一篇《北平的地台戏》。这是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短文，分三次登在1934年《大公报》的“本市附刊”上（11月29日、30日、12月1日）。这是读者近年来查到的孙犁早年发表的极少数作品之一，他自己就此发表看法说：“30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①权威者笑不笑，先不用管，我们觉得，这篇议论性的记事短文，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资料，它记录了旧日北平街头的风俗民情，也记录了那时孙犁的生活行踪和思想见解，显然，爱看京戏的他，也常常到这些贫苦阶层的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剧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①
这就是他所记录的北平地台戏的全过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采风”。他认为，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众，对话剧运动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件工作。
在这则简短的“记事”里，孙犁并没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来，左翼作家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时已经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住。但每天仍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读书环境（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
在外面读报养成了习惯，他很想订份报纸看。这在那时，几乎是一场幻想。东辽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后，虽然有小学，但从来没想到要订报，村公所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孙犁要订报，这在那时一般人看起来，是够气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订的还不是一份小报，是堂而皇之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①《大公报》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它的副刊办得相当活泼，特别是自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