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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
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第三章 从北平到白洋淀
没有课程表的大学
方已在中国大学读书。
原来，他在中学的时候，因为读了许多文学书籍，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这样判地总结诸子学说，于儒学中推崇孔学而指斥思孟学派。政，也好卖文为生。他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到北平去的，住在天仙庵公寓里，形式上倒像一个“天仙”：没有工作，过着流浪“作家”的生活，到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再就是给报纸投稿。那时，他常看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晨报》，此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他开始是写诗和小说，过了很长时间，竟连一篇也没有被采用，他这才感到，这种生活过不得，必须找一个职业。
本来，当他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他的父亲听到了北平邮政总局招考的消息。于是，把他的中学毕业文凭，用个小铁桶装上，挂号寄给他，并写信督促他去考。一进考场，就是英语会话。他在中学时，学英文很用功，能用英文写好几页作文，而且受到老师好评。但会话不行，加之那时邮局里，也是先用他们的子弟，外人很难考上。所以，他落榜了。
父亲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没有责备他。接着又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为孙犁谋了个书记的位置。被托的人，是志成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内助是宦门小姐，外兄当着工务局的局长。所以，孙犁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
他那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等的，专事抄写，是随时可以解雇的雇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天仙庵公寓的一位老工友（《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后由毛泽东引以指事物的对立统一，见孙犁出门上班，就恭维说是“上衙门”。
孙犁正当年轻，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他的“衙门”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常到那里去看书。此外，也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特别是宣武门大街的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他每天下班回来，便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夜读。他每月仅有二十元薪金，为读书，还要节衣缩食。
他也常在晚间去逛东安市场的书摊，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删得相当干净①。稍后，中央书局出版了这个洁本。但世上的事总是奇正并出，有28孙犁传
①据作者回忆，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印本干净，“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都是，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金瓶梅〉杂说》，《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办于1935年，这正是孙犁到北平的第二年。94
好事者，也有拆烂污者，不久，他看见在小书摊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
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想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很昂贵。①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幕。我们仿佛看到了在那昏黄苍暗、喧嚣杂沓的古都的市场上，一位瘦长的青年时而踽踽独行，时而徘徊旁顾，在比市场本身更为隐蔽、更为混乱的书摊前默默“巡礼”。像在育德中学一样，他的明亮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那些革命和进步的书籍上。这不是“假撇清”，是时代的价值取向在一个洁身自重而又毅然向上的青年人身上的自然体现。今天也有许多书摊、书贩……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前后一贯之点。
何况，在衣食时有不继的情况下，就更须注意书的质量。他在北平的时间并不算长，他所买的书，自己记得很清楚：“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①这些刊物，除了《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至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它几种，全是“左联”办的刊物，而且早在孙犁列北平谋职前的二、三年（有的还更早一些），就都被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其中，周起应（周扬）等编辑的《文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