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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人，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有时一起闲聊，痛骂一顿“四人帮”之后，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长叹一声说：“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现在老罗，好时光错过罗，身体垮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
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已经发胖的身体，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正在返老还童，心里十分羡慕，嘴里却说：“老刘，我们三人中，论年纪是你最大，按理你应该先死。你的儿女都成人了，自己也当过几年（区房管所）主任，虽然‘文化大革命’中丢了官，例证明你同林彪、‘四人帮’没瓜葛，落得一身清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算虚度一生，人困难免一死，你我谁能破例，细想起来，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
我说罢，自己先笑。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盯着我，那苍白清瘦的脸，正儿八经，先张开嘴巴“哧”的一笑，然后又骂我说：“扯淡。”便抿紧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刘听罢，皱起眉头，半闭着眼睛瞅住我，半恼半笑地说：“你看你，我一说死，你就巴我第一个，尽念咒语，再没一句好话。”说罢，抚了抚脸，挺了挺胸，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好像听到了晦气话，要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连忙分辩说：“哪里哪里，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你不先死，这会我能有价吗？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
于是，老刘也跟着我笑了。但这笑，就像敲错了琴键一样，随即戛然止住。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他啄着嘴，一脸不屑的神气，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就生气了。好像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
这无声的责备，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时沉默了，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起初，我们到并非有意，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现在被他看穿，真觉得亏待了他，有点过意不去；好像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才对得起他似的。
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是个低能儿，我竟说：“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分明是废话，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这更是蠢话，难道“不说”还要发表声明吗！
老刘毕竟当过主任，会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便抓住战机，直截了当摊牌了。他板着脸，又正经。又严肃地说：“老方。你确实应该当心，你看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叫你吃药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锻炼不锻炼，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猫一样跳，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你要做顽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有好处吗，唔？”
这些话，听来狠得过分了，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生命担忧，狠得越过分，就是越关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于是我连忙说：“是啊，老方，大家都很关心你啊（我不敢说‘我很关心你’，真惭愧），你的身体，是要赶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还怕没有事情干吗！何必急得那样子，像来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还磨夜呢。”说到这里，老方好像不耐烦了，简单明白地插话道：“我睡不着。”
我不甘心地说：“睡不着，就吃点安眠药，总不能任它去，一个人有多少精神呢……”我还想说下去，忽然被老方睁大的眼睛盯得有点吃不消，好像他在责问我：“你刚才声明‘不说了’，还噜嗦什么？”我连忙闭上了嘴。
这时候，老方才把眼睛望着别处，毫无表情地说：“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刘大声说，甚至站了起来：“你这个聪明人，给什么迷住了心窍？你今年几岁了？四十六，比我小八岁，难道连我这点年纪都不想活？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你能死了吗？”老刘说着，忽然愤怒起来：“‘四人帮’要整死我们，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是不死，要活着看到他们垮台，这不是，他们垮了。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书记老周被关起来的时候，‘四人帮’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们一面装腔作势，告诫他不许自杀，一面却在关押他的房里放了绳子、小刀、安眠药、敌敌畏……诱他上钩。可老周哪，就不上当。你想想，你还能……”说到这里，老刘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连忙看了看表，说：“总是为了你，又过了五分钟了。”说罢转身就走，还连连回头说：“你想想，你舍得，我还舍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点过五分，唔，不错，老刘上床的时间是二十一点，真超过五分了，这是难得的、三四年来，老刘定了个作息时间表，执行得极严格，他的身体明显地健康起来。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样，何至于叫人担优呢！
老刘走了，我又不敢再讲话，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来，一面走，一面咕噜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点也没有听我们的劝告。
二
我想着这两位邻居，当天夜里竟失眠了。
这两个人，都是犟脾气，从来不听劝。各人还自以为是，要求对方听话，真是怪极了。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抱成见，反而很合得来似的，一向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为了老方的健康，老刘一再劝他像自己一样，有计划地进行持久的体育锻炼，要他早晨起来跑步，下午打太极拳，晚上做气功，并且把买来的有关资料送给老方。老方不听。老刘不灰心，有一次便请人从吉林买到一斤人参，他按原价让半斤给老方，老方不要，他就送了两支。到下一年过了梅雨天，竟发现都霉烂掉了。他把老方狠狠地骂了一顿，声明从此不管他了。可是，有一次老方病重，一时住不进医院，他却千方百计走后门让他住进去，而老方却待不住，治疗得稍有好转就出院。老方呢，一贯主张老刘在落实了政策以后应该去上班，老刘至今不去，他说：“这算落实的什么政策，我本来是第一把手，被‘四人帮’坑害了这些年，反倒叫我去当第二把手，我咽不下这口气。”老方就说：“第一也好，第二也好，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老刘大笑道：“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呆，也难怪，没有当过头头，不懂。第一和第二，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老方不赞成说：“你是受过‘四人帮’害的人，竟也会沾上‘权迷’的习气。”老刘不满道：“不是我去夺人家的权，是我的权被别人夺了，不还给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现在降职使用，倒像是犯了错误，这不是颠倒了吗！”老方也不满说：“就算你有理，人民总没有亏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总说不过去。”老刘一挥手说：“算了，你是个迂夫子，同人民的账，也不是一天两天结算的，死下来总算吧。我身体不好，现在就锻炼锻炼，这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讲来讲去，就是这样。老刘不但不去上班，反过来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递给组织上的报告，老方也居然会答应，两个人常在一起，细谈情况，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时间。这种报告前后打过几次，老方白天没有空，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更动人的是老刘的儿子，功课本来极差，七七年高考低于分数线很多，后来跟着老方补习，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学。现在，老刘的女儿，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课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从不厌烦。我在旁边看了，着实感动，又觉得老方耗费的精力太多，实在有点替老刘说不过去；也难怪老刘会对老方如此情重。说到根上，总是既然住在一起，不会没有这些往来，也说不上谁沾了光，谁吃了亏，反正是为大家好。都值得称赞。
但是，老刘毕竟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不仅用不着我担心，倒是更值得我羡慕。我的身体，本来比他强，由于他坚持体育锻炼，我竟不如他了。确实，我们是很聪明的，终于找到了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开始，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跑步声。青年人最有雄心壮志，他们岂止为了健康，还力争当出色的运动员；中年人就不同了，无非是为了加强抵抗力，保住朝气而已；至于老年人，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实在不忍离去，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因为即使做不动什么，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所吸引，所感动，觉得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实在无权玩忽，也常想参加到锻炼的队伍里去；有时候真的做了，但总是一天捉鱼，十天晒网，坚持不下去，而且起得过早，锻炼得过分一点，反而早饭以后想睡觉，上班也差劲，人家笑我炼的不得法，而我则模模糊糊地想到锻炼也要具备条件，我一天到夜很忙，体力消耗得多，本来就累了，再锻炼岂不更累。但又怕别人误会这理由是为自己意志薄弱辩护，自然不说出来。
可是，老方是脑力劳动者，意志又坚强，身体这样差，为什么不肯听老刘的话呢，锻炼锻炼，对健康应该有好处啊！他是我们之中最年轻最有作为的一个，如果这样下去，岂不糟糕！想起来，老方的经历，也真叫人感叹，他四九年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就在党委部门工作；五七年反右后，就调到中学里去教语文。他是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从未受过表扬，他也从不计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翻他的档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调来中学的原因在于思想严重右倾，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他竟像被蒙在鼓里。这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他是内定右派。他当然不承认。他性格本来就犟，竟硬顶起来，于是从灵魂到肉体，被斗得七荤八素。从此竟一蹶不振。起初还坚持劳改，在学校里打杂，从扫厕所到拉板车都干；后来躺倒了，又被认为是装死，罚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请罪，一直到失去知觉。之后便常发气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脏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厉害，平生也不曾学会照顾自己，一旦让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干，发病的时候，喘得躺不下去，就干脆备课或批作业，往往几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两年来，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干。我有时半夜起来解手，总见他房里的灯还亮着，凑进玻璃窗一看，他还在埋头批作业，喉管里“叽儿叽儿”的喘声，竟响出窗外来。我怜惜地说：“老方呀，你不要命啦，还不休息！”他便说：“快好了，就睡就睡。”却不动身。我看不过，有时推门进去（他从不闩门，爱人在邻县做妇女工作，难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让批。他忙揪住，笑着说：“你看你看，这个学生想得有趣，但不会写。”我当然不肯上当，干脆灭了台灯。他拗不过我，叹一口气，坐到床上去说：“睡，睡。”然后又咳嗽，喘着说：“这些学生，都快高中毕业了，作文还写不顺，错别字好多，他们同我们一样错过了光阴，再不抓紧些，将来怎么办？”我非常感动，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体再垮下去，怎么办？”
我的话完全没有用。他不但没有改，从去年十二月，他那“内定右派”错案得到改正以后，整个寒假，他几乎门槛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写着写着。问他在干什么，他起初腼腆着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说，他要用自己的体验去感动学生，他要让学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