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村上是他第一个造新屋，十步两开间，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过了三年，看见造的人多了，竟赶上他了，这就显不出他独阔。好，干脆拆了重造楼房。造楼房先造二层，可是他有预见性，估计过几年村上二层楼又会普及，所以造二层楼的时候，墙脚里就下了大本钱，打的五层楼基础。果然，再两年，许多人造二层楼了。他便在二层上面轻轻巧巧加一层，变三层。到去年，村子上好些三层楼出现了。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层上面加一层，变四层。造来造去，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好，形势可真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最好最高的，还是周锡林那一幢。真了得！时代不会埋没英雄。
南周村上的人靠什么赚到钱造房子？说起来简单，最初无非是靠几块石头。石头是天天看见的，可是想到它能让许多人过好日子却不容易。苏南这块地方，工厂也多，土地也肥，赚钱的门道多得很，谁的眼睛也不轻易会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头。南周村所在的丰裕乡，有几座光秃秃的小荒山，上肉瘦薄，山坡上的青草像唐痢头上的毛，没一点神气；种了树都不长，没一点出息。不知被大家咒骂了多少年。五八年大跃进，虽然我们没有提出以石为纲，但到处造桥、筑路、盖厂房，还要修补被英雄们踢破的地球和戳破的天，石头一下子也便像粮食一样，变成了基础的基础，宝贝中的宝贝。
好家伙，这儿可不是四川峨眉山，整个地区都缺大量的石头。这儿的石头却在脚底下睡大觉，实在太冤了！于是，一点儿没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使不完。用不尽的金山银山。乡里办了个采石厂，各村各队都调人上山采石。采石工全年的工资，比在生产队种田的社员高三倍、四倍。可惜不能让大家都去，农业是基础，粮食是个纲，田地要人种哪！咱们不能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哪！
那么，该谁去，该谁不去呢？极复杂，说不清楚。
这不奇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比说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在说得清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不该说清楚、不便说清楚的，连不该和不便说清楚的原因也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呢。所以干脆莫说它了。反正去的、不去的，吃亏的、沾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外国人没有关系。
且举两个代表人物做例子吧。比如周锡林，那自然是要去的。不但去，而且负点责任，因为他觉悟高，有经验，到任何什么地方去都能负点责任，到任何什么地方都能表示还可以多负点责任。在村里是这样，上采石厂是这样，后来又调去其他单位，也全是这样。而且虎父不生大子，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容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两儿两女两媳妇，没有一双手捏锄头柄的。领导、供销、会计、技术员、工人，这一家门都占全了。所以不管有没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他那幢房子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他一家倘若在田里苦，到哪一年才能闯出这个场面来！真是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呀！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这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他周锡林能识得《人民日报》上一半铅字，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注＇，那么，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总说“文官动动笔，武官干一日”，真是不错。那生活悠闲的情趣，冬天龟缩在屋子里不容易让外人看到，夏天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曾夜，一家子已经洗头洗脚洗身子，弄得干干净净香喷喷，坐在屋顶上吃晚饭。屋顶是钢筋水泥浇的，四周围着栏杆，还点缀有花卉盆景，真可算得是个屋顶花园了。吃过晚饭纳凉，周锡林就坐上一张特制的椅子，这椅子的四只脚装在两根抛物线型的木棍上，人坐在上面，只要重心略略变动，那椅子便一前一后摆动，俯仰之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全过了目。像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样，舒舒服服，安稳得叫人不想动脑子。
真开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房子高了不光威风；风还大，蚊虫也少（下面有血吸，它花力气高飞干什么），再一个好处呢，就是看得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一说那么多，真弄糊涂了。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就说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就是该让别人去的。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若问为什么，不必写出来，一则被人写烂了，二则事情过去了，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各有不同情况，写了周炳南一个，别人就会骂不公平，为什么不写他们呢？
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结果是什么？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下飞出来也好，甚至你鄙弃他、认为不能写人小说也好，都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着大家，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一点不比你差。他风格高，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知道水涨船高，他横竖也在船上呢。这看法完全没有错，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钱造房子，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该不去”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那儿安全、干净、轻快，赚的钱更多，原来在采石厂工作的人，有办法的都钻到新工厂去了，比如周锡林一家，原来有三个在采石厂，现在剩了零。采石厂缺人，抬高工资公开招工，还招不足。许多人嫌吃苦，费力气，脏，不小心还会伤筋动骨，打炮的时候万一砸死了更是倒楣。这时候周炳南去干，自然开着大门表示欢迎。
也不过是四年不到，三年多点时间吧，周炳南父子俩在山上干着干着，一天天把钱积聚起来，就足够造两间二层楼房了。他们究竟积了多少钱，一角一分都有数。可是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谁量过！谁称过！
周炳南父子在采石厂干了这几年，最重要的结果，其实并不在挣到了一笔造房子的钱，而是把两个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所以他们的精神气质变了，有气魄办事情了。要是在过去，周炳南积了这么些钱，还不敢造房子。他会想着万一碰上天灾怎么办？母亲万一倒下来怎么办？儿子良良找到了对象怎么办？造房子造亏了要借债怎么办？现在就不在乎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来源，用不到留后步，敢于放开胆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惬惬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说。倘若又碰着要用钱的事情，先借了，以后还。”周炳南有了这样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说，“你看，全村还有几户不造房子的？也该轮到你了。”
“哈哈，太阳光也有照到我家门前的一天。”周炳南心里很乐。
他原不是没有计算的人。前几年分田包产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造新房的地皮。离他家老屋不满五十公尺，有块大约一分半的空地，其中六厘是他的老自留地，另外九厘是周锡林的老自留地。当时周炳南要求生产队把周锡林的九厘也划给他做屋基，生产队没法同意，因为有个公约，划给屋基之后，一年之内要把房子造出来，周炳南没那个财力，只好作罢。有人还笑周炳南说：“你能在原来的六厘地上把房子造满了就不差了，那也靠近四十个平方呀！”周炳南又要求划给他做自留地，周锡林当然不肯，他说：“你老弟若是造房子呢，我不能不成全你，只好让。倘若拿去做自留地，那我种着不是一样吗？况且是我种惯了的，为什么让给你！”周炳南没有理由，输了。
等到现在，村子上的地皮都造得差不多了。还是那块地，因为自己占了六厘，剩下的九厘别人不够造，总算还空着。也只有这块地，出路宽敞，走水快，同前后左右的邻居不会有“你遮了我的阳光，我被你挡了风”的矛盾。所以周炳南旧话重提，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
没有疑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村民委员会有义务满足周炳南的合法要求。可是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牵涉到许多方面。不错，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却在社员手里。村主任感国平年纪轻，上台不久，论资格别说同周锡林比，连周锡林的儿子都不如。于是个人和集体、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都得换一个位置。他很客气，开口就称“炳南叔”，说：“你要那块地，村委会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和锡林伯商量，要他答应才行。”
“那就请你同锡林去讲讲吧！”炳南说。
“你去，你们直接商量好了就行。”
“你去！”
“你去！”
推来推去，非常客气。炳南不是笨人，越见主任客气就越觉得里面有难处，就更加不敢直接找周锡林，怕当面弄僵了没有转弯的余地，便央求说：“主任，你帮帮忙，无论如何你去同锡林说一说。说得通也好，说不通也好，哪管探一探他的口风也好，我都感谢你，你就把他的意见告诉我，让我心里有个底，然后再商量。能让这块地给我，我不会白沾光，有什么条件，只要我办得到，我都办。总不让别人吃亏。”
话说到这个地步，村主任周国平点点头，答应了。
三个月没有回音。同在一个村上，见面不难，周炳南白天上山，没有空，只好晚上做工作，上门找主任。他深知“皇帝都不差遣饿兵”的道理，先行起“东风”来，巴望有“夏雨”。主任也为难，情面难却，无法沽名钓誉，只得顺水推舟。不过“虽然在一个村上，大家都很忙，”他这样说：“我有空的时候，他没有空；他有空的时候，我又没有空。我找过他几次，都不曾碰着。有两次我约了他来，他倒真来了，我又不在家。在路上还碰到过两次，他去上班，又没时间细谈……你别心急，我上个劲……”
到了第四个月快过完的时候，周主任主动跑来找炳南说：“我同锡林伯谈过了，没有问题，他绝对不要你什么，不让你受一点损失，你当面去同他商量就行。”
周炳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事情能够这样容易地解决，毕竟是新社会。
“不错。是新社会。”周锡林在自家的四层楼房里接待周炳南，三言两语就提了这个纲：“要是在旧社会，老弟，别说你我同姓一个周，就是同一个娘肚里出来的，我也不答应。”
“那自然。”周炳南感恩戴德地说。虽然同在一个村上，虽然同姓一个周，周炳南从来没有到这儿来坐过，如今是第一趟，算初见世面，开了眼界：“好！”他暗叫一声，肚里寻思，“总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话还不曾说到家。金装的佛还要住在大雄宝殿里才相称，这多舒服！房子就要造得这样气派，长人的威风。”跟周锡林比一比，他的根基实在差。
“造房子的地基是寸金地呢。”周锡林轻轻松松地说，“买的话，比普通水稻田贵三倍价，还是客气的。”
“那是旧社会，我也造不起。”
“我是讲旧社会。”周锡林声明，然后内行地说，一碰到这种事，难得讲客气的。村东洪富家那六间老屋，现在不像什么样子了，以前他祖父造这六间房，有八厘地基是水田填出来的，光做墙基就多花了几倍钱。可是那水田在人家手里，你谋他们的宝，他们不肯。你买，他不说价。你知道洪富的祖父怎么做的？他在一棵稻根桩上放一块银洋钱才买下来。好大的气派！”
“是气派。”周炳南点点头。这是老故事。
“这种尴尬事情多呢。当年刘根大房子造好了，大门外面是别人的地，要买一条出路，硬硬头皮任别人敲竹杠。吴志洪呢，他父亲造那两间房，只为了后包檐檐头水滴下来滴在别人家地方，花了十担米，办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