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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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情使馆-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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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他的手指发疯似的颤抖着。他抓起一只沉沉的装着13发子弹的弹盒,压进弹仓,扳上扳机。他又拿了一盒子弹,顺着门边看出去。

他们已经把接待室的灯关掉了。几缕亮光从门厅外面照进来,落在几码之外的地上,在阴森可怕的黑暗门厅里现出几块光斑。他们可能躲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威尔·耐托瓦特想。他没打开灯,这样他们谁也不吃亏,反正大家都看不清。可是他们毕竟有两个人呢。

他要知道他们的来意就好了。此时就是特雷弗也猜不出来。晚上保险箱里没有钱。就是白天有,也少得可怜。麻醉剂,也许是。

威尔顺着门框往外摸,尽量将他中年人的身体贴着墙。他蹲着身子向前摸索,以避开大厅那边天花板上反射过来的亮光。这样的光线会让他在墙上现出影子吗?只有一种办法能告诉他。他像小孩一样将身体贴近地面,摸着墙一寸一寸向接待室那边移,手中拿着重型勃朗宁枪。

他听到前面有人呻吟。普莉维特还活着?

“外面没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好像看到什么的。”

“来吧。把这小妞当挡箭牌。”

“我跟你们说了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杰克普森护士嘟哝着。

“一个年轻的家伙,是个德国人。”

威尔·耐托瓦特知道那个德国年轻人睡在哪里。他的房间就在走廊中部,位于特护部的东端,离他们说话的地方不到100码。该怎么办呢?

特雷弗在这里的话就知道怎么办了。他头脑灵,眨眼的工夫就能想出办法。他们是否会为了要杰克普森护士讲出那房间号而伤害她呢?可能性不大。他如果向他们打一枪而不中,他们就会劈头盖脸地朝走廊里开火,肯定会打中他的。胜败难以预测,不是吗?

他必须屏住呼吸,等他们靠近,这样他就不会打偏。可是如果他打倒一个,另一个会不会出于报复向护士开枪呢?这些歹徒属于沉得住气的还是容易上火的?

“你们问我是浪费时问。”杰克普森护士说。他们的说话近多了。“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人。”

“那我们就找一个知道他的人。”

“晚上这个时候没有别人值班。”她在骗他们。

“别胡扯,护士。”

“我说的是真的。”

他们离威尔只有两三码远了。他应当能看见他们了。但是他们和他一样都贴着墙呢。

“普莉维特护士还活着呢。”杰克普森护士说。“她需要帮助。你们想以杀人犯的名义被警方追捕吗?”

“我想什么?”一个男人笑了起来。

威尔突然看见了他,是一个影子,后面紧跟着另一个大黑影子,慢慢向前移着步子。那肯定是护士和另一个男人。“你是说以杀人犯的名义被警方追捕?”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这个说法很滑稽。后面那人发出一种声音,既像哼哼声,又像格格的笑声。

威尔·耐托瓦特一枪穿透了第一个男人的脑袋。

血浆脑浆喷泉一样涌出来。护士高声尖叫起来。威尔·耐托瓦特又一枪打中了另一个男人的腹部,在他身上凿了一个葡萄大小的窟窿。

接着他趴在地上开始呕吐起来。

格罗夫纳广场现在已经空荡荡的了。太阳光在云层下面水平方向射过来。星期六上街购物的人们早已不见踪影。华灯初上,灯光下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行人静静走过。现在的广场已经是汽车的天下,刺眼的前灯、桔红色的尾灯交织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纵横交叉,汇成一幅壮丽的夜景。

耐德坐在办公室的窗沿上。不久前,夏蒙的背叛行为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也许就在半小时之前。他能感觉到,那位年轻的军官肯定还坐在桌旁,默默地想着暴露身份的事情,很可能在为让耐德帮他保守秘密的举动自嘲呢。

耐德心里想,今天的背叛事件真够多的,真可谓是一次变节总汇了。

勒维妮吃早饭时投向他的炸弹还会是什么呢?把它说成背叛是否太过分?简对他的态度又该如何解释呢?她先是安慰勒维妮,又……原来是串通一气的。做了坏事之后,她又不敢和他谈谈。

除了这两个女人以外,潘多娜·福尔默也是个十足的无知女人。她长着猪脑袋,只会自我吹捧。真是个伟大的星期六。

干他这一行的人会变得很坚强。可是再坚强的人也经受不了强烈打击的反复折磨。他现在就感到精神在崩溃,自己已变得虚弱得不堪一击。他讨厌背叛的行径,懦弱的沉默,军队的叛变,也不愿意看到自己为温菲尔德精心设计的保安措施被那个愚蠢的白痴所窜改。

像耐德这样一位在军队的铁的纪律严格管束下,加上刻苦训练成长起来的坚强的人,不是一般的挫折就能摧毁的。但是即使是如此坚强的人也不能面对这一事实而仍旧无动于衷。他的妻子、情人以及唯一的朋友都背叛了他,这使他意识到他一直珍视的情感原来只是毫无价值的虚无缥缈的幻影。

现在他就面对着这一事实。

他听到电话铃的声音。尽管他感到自己遭人愚弄,此时也突然萌发了一个希望,似乎简在给他打电话,向他表示歉意并邀请他去她家。他拿起话筒。“这里是防务处。”

“这里是阿特·霍迪斯音乐迷俱乐部。伦敦分部将在老地方举行星期六会议。”

“什么?”

可是对方已经将电话挂了。耐德放下电话,脸上露出一丝阴笑。被朋友、爱人抛弃的时候,敌人就乘机来拉你下水。

格雷勃·波拉马连科每个工作日晚上都要去雷特桥一家酒吧里坐坐,显然现在他星期六也去了。可是有必要叫他吗?

“菲尔吗?”勒维妮对着电话问。“我电话打得不是时候吧?”

“维妮!我的天。”她大哥在电话里答道。“在你家乡,现在是午饭时问。你猜猜谁在和我们一起吃花园烧烤餐?”

“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说吧。我的小妹妹好吗?耐德好吗?女孩儿们呢?噢,我知道她们的情况,妈妈每个星期都来电话。”

“我们都很好。凯瑟琳和孩子好吗?”

“很好。你有什么烦心事?”

“我要回家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你是什么意思?是回自由营吗?”

勒维妮意识到他的态度和耐德完全一样。在男人们看来,他们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就是去看看。然后就把她们带过来。”

“你能过来看看我们吗?”

“我打电话就是为这事。我想将她们带到你家呆一个星期左右。”

“行啊。只是8月的头两个星期别来,我要去巴加和毛伊岛开会。”

“去哪儿?”

“别管它。其他时间都没问题。你计划好以后给凯瑟琳来个电话,把你来的时间定下来。”

“我现在先给你打电话,”勒维妮说话有些犹豫不决,“下面我还准备打电话给巴特利克、彼得和鲍尔。”

“到处看看谁有时间吗?”他笑了起来。

“嗯,大概是吧。我是说姑娘们和舅舅们、各个兄弟姐妹们都不熟悉,我们住在欧洲呀。”

“是呀。”菲尔也似乎有点踌躇,这不像他惯常的风格。这让勒维妮醒悟到,科利考斯基将军的后代从没有犹豫不决的时候。“看来你不会在自由营呆太长的时间啰?”

“呆一个星期。我是说她们已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了。爸爸、妈妈会理解的。”

“是呀,是呀。”又是沉默。

“说老实话,菲尔,”她说话慢了下来,“耐德不太乐意让孩子们呆在那儿。”

“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就过去!”他在对谁喊着。“我在和维妮通话呢。是长途!从伦敦来的!别吵啦!”

“去吃你的烧烤餐吧。”

“你说他不乐意是什么意思?劳丽和琳达假期都是在那儿度过的。这会让她们得到锻炼。”

“耐德说那是监狱。”

“维妮!我以为你是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的呢。”

“他仍旧是个美国人。他工作的机密程度比家里的任何人都高。”

她停了一下,想让她哥哥明白家里发生的事情。但首先她自己得明白才行啊。“以往他和我的想法差不多,菲尔。我的意思是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可耐德说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让我直说吧,爸爸培养我们想问题的方法……他是怎么说来着?他说爸爸是过时的老顽固。他……”她停下不说了。“我们见面以后再说吧。”

“我们当然会谈的。我可不想见到我的宝贝妹妹……”他又含含糊糊对什么人嚷起来。菲尔四十几岁才结婚,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对付孩子了。

“他怎么会变得这样令人讨厌?”他问。

“菲尔,他并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他是个责任心很强的美国情报官员。只是这种工作干得太久,变得连是非都分不清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过也不总是那么激烈。”

“看来他是昏了头了。”她哥哥感到很反感。“好啦!好啦!我就来!”接着又对她说:“我得过去了,维妮。再见。”

勒维妮搁下电话,又开始在她的通讯录上找彼得的电话号码。可她又将小本子合上了。她想过一阵子再打。现在要把这番话再说一遍她实在没有这个心思。

晚间早些时候,格雷勃·波拉马连科常在雷特桥的两个地方会会熟人、朋友。今晚他来到其中一家坐落在隆德斯广场一端的美国式饭店的豪华酒吧里。这是一座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圆柱形建筑,当地人把它称作储气罐。

耐德到那儿时,那个俄国人正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年轻人跟他说事。这个年轻人和城里其他不知名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身穿细条纹三件套装,身边带着一把卷紧的雨伞,他的圆顶高帽放在旁边的酒吧高脚凳子上。这位经纪人或银行家花了十分钟才把话讲完。在此期间,耐德要了一份威士忌加苏打水,喝完之后又要了一份。对亲爱的老格雷勃他不需要提防什么,只须记着对他什么都不说,什么事情都说不知道。

那位似乎是金融界的年轻人终于离去。格雷勃一边弓着身子喝威士忌,一边神情沮丧地摇了摇头。他朝耐德扫了一眼,然后拿起他的酒杯,走过来坐在美国人身边。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们美国人会说那年轻人处境一团糟。”

“那是他们以前的说法。我离开美国很久了,现在他们也许会说没救了。”他看着俄国人。“如果你手上有阿特·霍迪斯唱片就快拿给我看看。”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波拉马连科看上去相当不开心。

“可你在电话里说……”

“我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们俄国人并不那么忧郁沮丧,就像生活在暗无天日、毫无生气的国家里。我们俄国人也会找乐子。这三个字既有以前的意思,也有新的内容。如果我们现在享乐,以后就会为此付出代价。这种综合症状叫疯狂的压抑。我打电话时心里很快活,我以为可以为你做件好事,老朋友。可现在我发现,你现在没救的情况谁也帮不上忙。”

“我们朋友一场有多久了?”

“把这个拿去。”格雷勃对酒吧服务员说,“换个双份的。我也来一杯。”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打你来伦敦到现在,一年吧?在那之前我压根不知道有你这个人,你想必也是这样。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对你以及你的工作都作了仔细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感到很难过。”

“振作一点,格雷勃·沙基叶维奇。我的情况很不乐观,但还不太糟糕。”双份威士忌送了上来,两人礼节性地碰了碰杯。

“我是在讲明天的事。”俄国人解释道。“你们会遭伏击,遭暗算,束手无策地等死。”

“克里姆林宫又要欢呼雀跃了。”耐德好笑道。“你到底在愁什么呀,老家伙?”

“我刚才说了,我是为你的工作担心。”他像教师那样竖起一个指头,提醒耐德注意。“听着,弗兰契,事情正常发展下去,明天的花园酒会将是个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婴儿。因为已经有人打入内部,也就是说,这事应由E。劳伦斯·兰德来处理。我无须跟你多说,凭他的高超的手段和灵敏的嗅觉,他早就应该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你处境尴尬,竭尽全力临时张罗各方面的事情。可你无法与对手抗衡,上校。无论怎么说,你的工作不是处理民事问题。这种事情应当由兰德一帮人去干,可他们又是一群窝囊废。这些话是否让你感到厌烦了?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如果是他们处理的呢?”

“显然,总的来说,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美国情报机构将会贻笑大方。你们在截获情报方面有超凡的能力,因为你们有最先进的设备来搜寻、记录、破译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安托法加斯塔极其微弱的通讯信号,从两地之间的对话到电报。但这个行当的肮脏的私下交易,你们却丝毫未有接触。我的意思是你看看兰德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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