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他的老大还是3岁时，牵着他的手在街上行走，碰到一个人竟然会打招呼。这个儿子怎么会认识一个他父亲不认识的人呢？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对儿子的这种独立个性已经有点感到震惊了。
现在，孩子们又在经历人生的一些必然里程了。老大在准备他的驾驶执照考试，最小的一个即将报考初中。
现在，球场上轮到13岁的儿子上场博击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里，这孩子就已经掌握了打球时如何运用眼睛、姿势、腕部动作等取胜的要诀。
这位父亲看球的神情，只有父母望着自己孩子时的神情可以比拟。一会儿过分洋洋得意，一会儿又过分吹毛求疵。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或母亲，就是要能了解什么是过分。不过，今天这位父亲所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介乎赞叹与哀愁、慈爱与失落的某种东西。
他记起了历年来的一些小事。孩子们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一直在变。起初是一个粗糙的木制烛台，后来的是一张厚板桌子；开头是一幅蜡笔画，最后是一篇较长的论文。
也许，他说，他自己正经历一种青春期。也许，所有父母都会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度过第二个青春期，一方面看见他们长大而欣喜，一方面又要放手让他们离开而心痛。
就在这男人和那妇人边谈边看球的时候，比赛的两队互换攻守。那个 13岁的孩子一阵风似的在他们旁边跑过，捡起一只手套后便跑向第三垒。有人击出一个平飞球正对着他飞过去，但男孩却接漏了。
这位父亲突然一跃而起，接着又坐了下来。他告诉那妇人说：两年以前，这男孩一定会流眼泪；可是现在，他很快就恢复常态了。妇人告诉他：两年前，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要去教导他；但现在你只是个观众。
是的，他说，我们父子俩都在成长。这男人从前以为他对为父之道懂得很多。
毕竟，他自己也做过孩子，也有过一个父亲。他以往把自己看作导师，引导他的子女避开他自己年轻时的陷阱。他把自己的一生视作子女们续往开来的发展基础，就像建造摩天大楼一样。
可是，他的孩子们却更像他年轻时一样。
因此，现在他已慢慢接受英国一位小说家在书中所写的话：“他的儿子也许要经历他自己和他同时代的人所经历过的同样途径，吸取教训就像以前从没有人得过这种教训似的。”现在，轮到他领会到他父亲在他之前所领会过的事情了：对自己子女的关注和期望虽然热切，但始终要放手让他们离开。
球赛终于结束。男孩大步跑了过来，把一只手套和一个棒球交给他，然后跟队友一起走了。走到球场中央时，男孩喊道：“爸爸，谢谢你来捧场！”他挥手目送男孩离开。没有关系，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都长大了。
况钟的笔
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枝三落三
起的笔。
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用笔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吟歌赋诗，要用笔；种田的，赶买卖的，记记豆腐白酒账，要用笔；甚至像阿Ｑ那样人物，临到枪毙之前，还要拿起笔来，伏在地上，在判决书上面画个圈圈，并且有慨于圈圈之画得不圆，这就可见笔之为用是大得很哩。
自然，笔各有不同，我们用的或毛笔，或钢笔，而况钟所用的是朱砂笔，况钟虽然是苏州府尹，但这回担任的工作，却是监斩。他的职责就是核对犯人和榜上名字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就算他“验明正身了，”大可朱砂笔一挥，向榜上名字一点，叫刽子手拉出去，一斩了事的。然而况钟偏不这么做，一听到犯人呼冤，拿起来的笔，便点不下去了。拿过判决书来看，竟是三问六审，经过不少人手，想来案情属实；又拿起笔来，又听到犯人呼冤，并且自叙经过，又点不下去了。经过临时一次调查，冤情已经属实，但他既是监斩官，无权过问判决，于是又拿起笔来，但又看到犯人含冤莫伸的情形，又点不下去。他想到人命关天，要对人负责。他终于立下决心，自担干系，延缓处斩，向巡抚大人据理力争，并且亲自勘察，破了案情，平反了冤狱。这样，况钟的朱砂笔，终于点中了真正的杀人犯。可见一个人会不会用笔是大有讲究的。
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的工作人员，都是要用笔的。有的是起拟计划、稿件等等，有的则是拿起笔来在计划、稿件之类上面批示一下，或同意，或另拟，或写上个名字。但是，我们用笔有没有像况钟那样用得慎重而严肃实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我们之间固然不缺乏像况钟那样的人，善于在笔底下看到 “人”，并且用行动来帮助用笔。
但我们之间，也不缺乏像过于执那样的人，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 “人”；或者把任何工作，往上一推，往下一压；自己仅仅经过手，签个名，只考究自己签名的字，是否“龙翔凤舞”，足够威势，也算是用过笔了。
没有对人负责的精神，不可能作出对工作负责的事。况钟的笔底下有“人”，就是况钟用笔的可贵精神。
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枝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而除掉了坏人，也就是保护了好人。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得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现象，并且会用“人之常情” 来作推理根据，却不研究事情的实质的主观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同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样，况钟的笔就是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岑的两枝笔锋夹攻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枝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的。
但一个能人对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枝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况钟可说是善用其笔的人了。
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５月６日
论人情
我碰到过一些长期参加革命战争的老战士，很有些文化教养的，可不欢喜看新的戏剧，不论是歌剧或话剧；但很欢喜看古典剧，不论是京戏、川剧或越剧。问原因，他们说是新剧中出现的东西，在他们生活中碰到的够多了，而且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也碰到过一些一直干革命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常看些新的文艺作品，他们认为有些作品不合情理，就只是唱“教条”。文艺界里老前辈，一碰到面论起当前的文艺作品来，也说缺少人情味。三方面人的意见，几乎都是一样的。 “人情”、“情理”，看来是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难怪古人说：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了。
我是不大懂得世故，因而也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平常对描写身边杂事，充满些人情味的东西，也不大爱看。近年来很少写“作品”，别人的这些议论也不大关心。但偶一想起，仿佛也有所感悟似的。我自己就最讨厌重读一遍自己的论文集子之类，有时竟想把它们丢到茅厕里去。但偏有出版社要我修改订正出版，在我以为：人生之苦莫过于这个苦差事了。
为什么有这么的心境呢？怕就是我的文章 ，只有教条，没有人情味，连自己也不要看了。这真是值得一思、再思而三思的事了。
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常常碰到同样的事。
我有些青年朋友，他们大都是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出身的。而在解放以后，他们又都是革命干部：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在土地改革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时期，他们为了同地主或资本家的父亲或兄长划清思想界线，几乎采取同一的“战略战术”：断绝家庭的来往。不管父亲或兄长怎么写信来“诉苦”，一概置之不理，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就是运动过去，父亲和兄长也接受改造了，还是不理；甚至于他们生活有困难，也不愿意给半个钱。但他们内心，并不是完全这样 “坚定”的，有时也会想起父亲和兄长对他们的爱抚，而至于偷偷下泪。想写封信去问问消息，又恐怕组织上怀疑他们，被整为失掉立场。——有个青年同志曾告诉我这一种心境。他是把“划清思想界线”，理解为同家庭“断绝一 切关系”了。我告诉他：共产党同资产阶级一定是划清了思想界线了吧，但共产党却偏同资产阶级来往得很密切，为的要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为什么你不可以利用自己对父亲和兄长的感情，劝说他们向人民低头，坦白自己的罪恶或过错，并且从此以后，放弃压迫和剥削，重新做人呢？
这是很明显的：能“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划清思想界线，就是通过“人情来贯彻”“阶级立潮。
这一生活上碰到的事，怕同我们有些文艺作品中所碰到的现象相同。我们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了。
但这是“矫情”。天下的事情是人做的。不通人情而能贯彻立场，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矫情”往往是失掉立场，也丢掉理想的。
那么，什么是人情呢？我以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乎人类本性的。而阶级社会则总是抑压人类本性的，这就有阶级斗争。我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大都是鼓励人要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悲愤大多数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对社会的不合理、束缚人的才能智慧的发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的生活，足以发扬人类本性。这种作品一送到阶级社会里去，就成为捣乱阶级社会秩序的武器。但正是这些东西是最通达人情的。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也许有人以为这样的说法，是十足的文艺上的“人性论”。我以为不是。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忘记这一点是不行的。描写阶级斗争为的叫人明白阶级存在之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人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们的精神。这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日趋丰富。
说这是“人性论”吗？那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话吧。在这里，我就不能不“教条”一番了。
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的家族〉一书摘要》中有下面一段“摘要”：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感到自己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是满足的和稳固的，它把这种自我异化看做自己的强大的证明，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活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则感到自己在这种异化中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感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生活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恨，这种愤恨是由这个阶级的人类本性和它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必然地引起的，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对它的人类本性的公开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
那么，无产阶级要求解放还不是为的要回复它的人类本性，并且使它的人类本性的日趋丰富和发展吗？而我们的文艺上的阶级论者似乎还不理解这个关键。
而且，事实上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而且应当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