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17部分

　　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十力携家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马一浮曾有信给熊，其中写道：“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大师淡了音问。

　　但马、熊此后依然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迄秋冬之际而毕。这本书的自序，就是在北砖镇长卢子英捐给熊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中起草的。当时，熊十力所用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先生的写作条件，可见一斑。

　　牟宗三从读书治学方面，对他的业师熊十力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十力相处的日子里，熊先生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但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十力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决定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熊十力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十力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0年暑假，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先生入南京内学院求学。此后两年间，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1923年十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这一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此时，他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批评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齐物论释》的一些说法，同时又表现出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他对佛学的认同、理解，深得内学院师友的赞誉。此时，他虽然对佛学某些派别不满，但整个说来对佛学缺乏批评、扬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的态度，他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亦加入了自己的创见。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熊十力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一浮的许多意见，特别是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受马一浮的影响甚深。

　　1932年，竭熊十力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1944年，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