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第13部分

这也正是为什么法国人的疯狂持续了整整四年，而闹剧只在英国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所在。

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种影响存在着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3）第二条导火索：传统

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就构成了传统。

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因此也可以说，传统是民族的特性之一。这种东西很难发生改变，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来说明。最近在生物学上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从胚胎学的角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从此之后，生物学的研究就云开雾散。

假如我们把这种理论移植到历史科学中，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这样一来，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如果它是有机体，那么它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改变，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人类是依附传统而存在的。因为只要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保存下去。

为了保持传统，自从有人类以来，他们就在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

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一个传统存在，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而如果没有新的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死气沉沉的固有习俗，使得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改进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

这个理想非常不容易实现，因为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那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事情，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

我们在前文中论述过，群体是最保守的势力，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

事实上，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在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由此可见，传统对群体心态有着不可抗拒的威力。

那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

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4）第三条导火索：时间

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

时间也是世界万物的唯一毁灭者。

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

假如我们赋予蚂蚁足够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同样的，对于群体的信念来说，时间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是民族这样重要的因素，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仰时间的鼻息，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群是无法聚合起来形成民族的。

时间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

这样看起来，信仰与思想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整块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教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入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的税。

这个规定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然而却毫无办法。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久久徘徊，直到有一位富裕的信徒用马车载了一大堆金币来解救他们，替他们交了税才得以进城。对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了他们的滚滚财源。

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当地统治者唯恐自己被这些人挤出城外，于是就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纳一块金币的入城税。这样的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火药桶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

终于，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受到了种种虐待，这让他义愤填膺。返回欧洲后，他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讲述基督徒在圣地所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而如果没有几个世纪的杀戮与牺牲，西方的民众也绝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集体狂热有多荒谬。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这些等待的时期往往是极为动荡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今天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3…U…W…W）第四条导火索：政治和社会制度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法国人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然而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

当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毁灭了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集权制乃是法国民众迫切需要的产物，就该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承认这种制度最适合法国民众。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6）第五条导火索：教育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