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是战败后又继续资本侵略的一个民族。因此，即便个人对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满腔同情，但从民族的政治立场来看，它毕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环。于是，我向着近百年岁月中深受过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东南亚各民族请求说，请保存日本底层女性史的证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
我途经香港飞往东京，机舱内宽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欧美人、东南亚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人跑东南亚去，说日本的经济侵略并不过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底层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经济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各国的民众，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
后记：我的这趟旅行使我强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员。对于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初期的“肉体资本”这个问题，我原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号娼馆》显然是把海外妓女作为被害者来写的。这回踏上北婆罗洲、新加坡等地，从众多的所见所闻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多亏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东南亚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
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供奉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献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作为曾用军靴践踏过你们的国土，而今又实行资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员，向你们谢罪了。
山打根拾遗（十二篇）
关于《山打根八号娼馆》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出版后，听说读者中有许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对于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从明治到大正年间为向外国人出卖肉体而流落在亚洲各国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卖春妇们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与今日高中生们所关心的事情相距甚远。
可是，当我读了通过出版这本书的筑摩书房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在读书征文竞赛中获奖的静冈县高三学生蒔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的确，南洋姐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围，她们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写着：“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然而，她们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初次获知未知事物即所谓发现秘境式的震惊是截然不同的。发现秘境的时候，自己和对象之间泾渭分明，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获得发现时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后，女高中生们的反应却是完全相反。
她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南洋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渐渐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蒔田在文章中写道：“那种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一种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闭上眼睛。”是什么原因使蒔田这样的女高中生们得以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差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我没有把南洋姐的生活仅仅当作一个以往的女性哀史来写，而是以一个与曾经当过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笔记形式写出来的缘故。所以，现在的高中生们也能把南洋姐视为自己身边的人。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女高中生们正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一点上。
蒔田文章的一开头就写着：“这是阿崎婆十二岁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给我来信的女高中生们也都对南洋姐的年龄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女高中生们跟南洋姐不仅同性而且同龄，所以，她们对南洋姐的遭遇怀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们在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优秀人格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由于感动之深而对使阿崎婆终身陷于痛苦的贫困生活和造成这种贫困生活的日本国政府表示出强烈的愤怒。
至今为止，我收到了许多《山打根八号娼馆》读者的来信。作为作者，我为此而感到十分荣幸，我怀着深深的谢意几乎给所有来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读着这些来信，我总是不由得感到某种遗憾，也就是说，大多数来信只是对底层女性的人性美发出热情的赞扬，却丝毫也没有涉及到造成这种悲惨生活并使之加剧的日本国家体制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蒔田这些女高中生们能够将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在她们的读后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全部意图。
（原载《思考读书》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我通过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既有十四岁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生长在卖春防止法实施之后的以高中生为主的年轻人，出于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在信中大多表现出对以性为交易的卖春业的强烈憎恨和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们，作为与那些海外妓女卖身时年龄相仿的同性，对她们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轻读者中引起这样的反响，并非出乎我的预料。但有一个反响——老年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们知道公娼制度是怎么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南洋姐”一词的确切含义。所以，老人们的信中虽然看不到高中生们对海外妓女所表现出的那般惊诧，却处处流露着对海外妓女们的真挚同情。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老人们对她们所寄予的同情之深切，而是老人们对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最大关注，决不在于她们的过去，而清楚地集中在曾是海外妓女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上。
阿崎婆今年七十六、七岁。虽有一个儿子，但她为了不成为在城市过着贫穷生活的儿子一家的负担，独自生活在九州的天草岛上。儿子虽说月月寄来生活费，但由于只有四千日元，每天只能以掺些大米做成的麦饭为主食，而用盐和酱煮的土豆则是她唯一的副食。然而，尽管生活在贫困中，她还是收养了九只因主人搬迁而被丢弃的猫。不，从她口中分得食物的不仅仅是猫。对于为研究海外妓女在天草岛与她偶然相识的我，她甚至连理由都不问就留我住下，一连三周都从她自己的碗中分出一份饭来给我。
老年读者们对这位阿崎婆身上所体现的人性——无论是人还是猫，只要对方需要就尽力去帮助，对他人的自由始终保持尊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尊敬。他们在阿崎婆这位活着的女性身上发现了“老人的理想形象”，把它当作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新泻县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也许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我每晚必读的书。我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婆，时常感到世事不如人意。阿崎婆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感动，心里舒畅了许多。我衷心地感谢您。”还有一位老文学家在信中表示要把日本女性中阿崎婆的存在介绍给写过出色的老年研究著作《老年》的鲍博华尔。在东京都的一家养老院里，《山打根八号娼馆》一跃成了老人读书榜的第一位。
而我本人也正是由于被她的人格所感动，才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惯例，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我和阿崎婆之间的交往。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老年人对阿崎婆的生活方式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共鸣。
不过，细想起来，在家族制崩溃、社会向高度产业化转变的当今日本社会中，最孤独的难道不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们吗？她们是在从父、从夫、从子的生活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三从”的生活虽然伴随着必须克制自我、牺牲自己的痛苦，但也有只要顺从着就不会出现精神和经济上困乏的一面。然而，今天的老年妇女们却是在毫无精神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从她们安居的场所被抛向了社会。在当今社会中，最直接地面临着“人究竟该怎样生活”的难题的，恰恰是处于老年期的妇女们。日本的老年妇女自杀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在这道难题面前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妇女尚未找到答案吗？
或许可以说，阿崎婆给这些困惑中的老年妇女的灵魂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我得知有那么多各个阶层的老年妇女为年仅十岁就被当作海外妓女卖到国外、作为低贱的卖春妇度过贫困生涯的底层妇女阿崎婆的人格而倾心时，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做的工作虽然很小，但我为自己有幸代替不识字的阿崎婆拿起笔，将她的人格传给千千万万的人们而感到无限的幸福。
（原载《读卖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生活在底层的妇女
最近我出版了以“底层女性史序章”为副标题的《山打根八号娼馆》一书。这是一本以考察明治至大正年间到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带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南洋姐”的实情为内容的书，可以说是在我四年前去九州天草岛访问的那位名叫阿崎婆的老人的口述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书出版后，我立即到天草去看望阿崎婆，给不识字的她看了刚出版的书，向她表示感谢。
可是，由于四年前在烈日炎炎的天草岛为没有任何线索的我带路的佐野光雄和南方南洋姐的头领、山打根八号娼馆老板娘的养女阿作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们的灵前。特别是对于阿作，由于我的书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木下邦的墓和写着“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发现，然而这消息却无法告知于她，我为此而感到难过。
这项研究耗时四年。假如我开始得再晚一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帮助，因此也无法写出《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来。——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像南洋姐这样的即将消失、却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有关纺织和缫丝女工的记录虽然多少有一些，但对于农妇和煤矿妇来说，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则口述笔记外，尚无作为历史整理的材料。还有，那些住在别人家里替主人做家务和帮工的被称作女佣的人们还从未得到过历史考察的关注。
据一项调查说，大正十年全国的女佣人数与女工人数大致相当。她们的劳动没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别，工作内容和工资往往也不明确，如果因某种缘故被雇的话，甚至连辞职的自由也没有。而且，由于她们是在与社会隔绝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待遇，又由于远离亲人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别人家里，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独。
据曾在长野县一个城郊的农家当过女佣的A讲，她二十四岁时当了女佣，不久就被迫与主人家的长工B结了婚。俩人的工资，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A怀孕五个月时，主人以妨碍于农活为由硬要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幸亏由于医生拒绝做手术，她才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这决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几乎是同龄。
还有，直到不久前，女佣除了做家务和干家里的活计外，还常常成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性对象。集中了女佣身上的这一面分离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饮业。干这种活儿的人中，既有贪图享乐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厅的那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由于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层女性中有许多人与亚洲各国有着血肉联系，如：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政策重要支柱的“满洲开拓”者的妻子的“大陆新娘”，还有作为“日鲜一体”政策重要环节的“日鲜结婚”——即同那些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劳工结婚的城市下层妇女，她们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些人不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励的二战期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是在战败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日鲜结婚的女性，带着日鲜混血儿在人们的蔑视中流落在日韩两国的街头。
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妇女大多不具备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恼的能力。我认为，虽然她们无疑也有表现自己生活的愿望，但在她们尚未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研究者有义务以她们口述的形式将底层女性的生活记录下来。
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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