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真心话。对此，我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岛经历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到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见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儿，几位老南洋姐告诉了我某电视台记者采访她们时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儿几个乱吹一气，嘿，还全播了出来。”“就是，对那种两手空空坐着汽车来了，一只手拿着笔记本，爱答不理地听人讲话的人，俺们凭啥要跟他讲真话。”
我决不会忘记当时她们那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哄笑声——当然，是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对底层生活者的歧视，要一边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一边进行底层史的研究。我相信，这样做不仅会很大程度地纠正研究者的人生观，而且，只有通过经历了这种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层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局限。
（原载《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笔人
我和阿崎婆相识已经四年多了，我们至今每月仍有两次书信往来。虽说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谈日常琐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十岁就被卖到北婆罗洲的阿崎婆是个从未登过校门的文盲，她既不能读我的信也不能给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笔。前两年，为她代笔的是村里负责接收邮件的人或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后来就换人了。
新的代笔人是阿崎婆邻居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欢孩子，幸子可以说是她从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村里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儿。
也许幸子和我有了亲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笔之后总要写几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于代笔人的更换所带来的变化还不止这些。自从幸子代笔之后，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样变得鲜活起来。
成年人的代笔信，总是在有关季节性的问候之后写上几句对我给她寄钱表示感谢的话。而幸子的信则大不一样，除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外，还要写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况，她信仰的大师的事，还有她养的那九只猫等等，用孩子不熟练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满几页信纸。尤其令我高兴的是，阿崎婆说的话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了纸上。
每当我收到阿崎婆的来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嘬着烧酒边对来自东京的我讲话的阿崎婆那细细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专心记录着的自己的身影。
为了向幸子表示感谢，我在给阿崎婆寄包裹时也给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岁的我女儿的旧衣服和给她买的新的学习用品。于是，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笔迹还要幼稚的来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写的代笔信。雄一比幸子小三岁，大概刚上小学。幸子的信几乎和雄一的信同时到达。雄一的信里写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请多关照。请不要只喜欢姐姐，也要喜欢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总爱嘬着手指看我，一见我看他，就转身跑开。没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写这样的信了。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于是在给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给他加进了一条藏蓝色的短裤。
今年六月，我带着已经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重访天草岛时，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见到了幸子和雄一。虽说看到他们长大了我很高兴，可是，在微暗的灯光下站着的姐弟俩儿的个头却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长迅速的我的女儿相比，幸子的年龄虽然只小一岁，可个头只有一半儿。
看到我很难说出“你们长大了”这句话的样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诉了我姐弟俩儿家里的情况。他们的父亲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里就不能干活了，他们的母亲靠干土木活儿养活一家五口，幸子他们三个孩子虽然勉强能去上学，但一放学就要到地里去种自家吃的口粮，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幸子，除了干地里的活儿外，还要代替母亲料理一切家务。
幸子紧紧地握着那双跟身体极不般配的大手，静静地听着阿崎婆的叙述。在幸子的小脸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卖去当妓女的阿崎婆的种种表情。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号）
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
常言说，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无疑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另一个则是指给自己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第二个故乡就是熊本县的天草下岛。
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岛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听说在那个岛上还能找到从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国各地到亚洲各国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们。就在登上岛子的当天，我便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曾经做过南洋姐的人，并和她一同生活了三个星期，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写成了《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多么善良和优秀的品格，我都写在了书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除了这位我用阿崎婆这个假名写的这位老人外，我怀着感激之情时常想起的天草人还有许多。
我独自一人去天草岛并在那里住下，既没有通过什么人介绍，也没有靠报刊杂志社帮助。但岛上的人们，却默默地接受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不仅如此，当我问路时，他们会为给我指路带我走出很远；当我把印章忘在既没留名也没留地址的店铺里时，他们会通过好几个人的手把它送还给我。
还有，当我为寻找南洋姐的踪迹，在天草下岛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几个来回，日落时分穿着丈夫的旧衣出现在旅馆里时，旅店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毫无嫌弃之感。由于当时我身心极度疲惫，脚底打满了泡，他们的热情更使我难以忘怀。在另一个旅馆，由于我的肠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时被过于粗糙的饮食搞坏了，普通的饭菜难以下咽，他们便每顿都给我端来一大碗我爱吃的萝卜泥。因我说了句早上喜欢吃面包，他们第二天就照办了，看到面包旁还放着一大碗萝卜泥，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而且，这个旅馆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找来了带路人。我曾在旅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老板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于是便把了解村里旧事的佐野光雄介绍了过来。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虽说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阳光依旧灼人。他边擦着汗，边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寻找。他的热情甚至使我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可是，当我拿出礼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只是说：“我做的只是天草人应该做的事。”这位佐野先生已经去世了。去年，我的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写来回信的是他的夫人。
自从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以来，我又到天草下岛去过好几次。不过，那已不是为了研究，而是由于惦记阿崎婆和为重温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天草人的温情而去的。但愿今年也有机会到天草下岛去几次。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今天仍然只想跟五年前一样，坐着公共汽车，用自己磨出水泡的双脚，回到天草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住上几天。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天草岛上该有哪些花已经开放？西海岸的大海在夕阳的照耀下该呈现出怎样的颜色？那些温暖可亲的天草人们身体是否康健？——我的思绪不断地流向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即便是听天气预报，也总要留心收听到熊本的天气情况。
（原载《熊本日日新闻》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岛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当时我正在寻找被称作南洋姐的底层妇女踪迹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从早晨起就漫无目的地在下岛的西海岸走来走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车站。
由于除了这平均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车以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岛上的人们，有晒得黝黑的壮年渔民，也有像是看过医生的老年妇女。虽然我穿着朴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岛上的人们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过，我早已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了。虽说已进了九月，但南方岛上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劳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石头路的原因，也有由于越接近那些从小被迫从娼的南洋姐，作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缘故。
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大师”的故事
为了调查以往被忽视的大众女性的历史，我有时要到远离陆地的孤岛和偏僻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地方和村民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常常感到当地的土著信仰在民众中依然存在。他们信仰的或是后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护森林的森林神，还有被俗称为“大师”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岛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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