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社会活动家。虽然实际数字很有可能少得多，但是按照半岛电视台提供的数据，遇害者不会少于4000人，而且半数以上与刺杀行动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内贾德在借此机会铲除异己份子。
从12月24日到1月2日，清洗行动进行了足足9天。
直到1月2日上午，内贾德宣布解除德黑兰周边5个革命卫队师的武装，并且要求所有革命卫队官兵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向国防军的宪兵部队报道。当天下午，德黑兰郊区的5个革命卫队宣布拒绝接受总统领导，并且按照最高精神领袖下达的命令，进入德黑兰市区，开始解除国防军武装，也就是被称为“革命卫队暴动”的小规模内战爆发，内贾德才停止了政治清洗。
严格说来，这也是一场军事政变，而且是一场硬碰硬的军事政变。
虽然革命卫队的5个师宣布服从最高精神领袖的指示，但是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内贾德宣布解除革命卫队的武装，并且让革命卫队的官兵接受国防军控制时，所有革命卫队的成员都得为自身安全考虑。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革命卫队成员愿意与内贾德对抗，更没有几个革命卫队成员想打内战。如此一来，宣布决绝执行总统的命令后，5个革命卫队师并没攻入德黑兰市区，而是在郊区与前来镇压的国防军对峙。
事实上，国防军的官兵也不想打内战，因此对峙没有演变成大规模战斗。
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月6日夜间，即参加了中东战争的伊朗国防军的主力返回伊朗，而忠于最高精神领袖的“霍梅尼师”在回国前就被解除了武装的时候，这场闹剧般的军事政变才走向尾声。
2043年1月7日上午，革命卫队的一支警卫部队扣押了哈什，并且宣布服从总统下达的命令。随后忠于内贾德的“光荣的十月七日师”进入革命卫队营地，并且将哈什押往位于纳马克湖东岸的一座秘密军事基地，持续了15日的动荡终于结束了。
毫无疑问，1月7日上午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场军事政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哈什才是伊朗的国家元首，内贾德只是伊朗的政府首脑，所以哈什才是伊朗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事实上，按照伊朗的法律，哈什也确实是革命卫队的最高统帅。如此一来，革命卫队不听从总统指挥不算违抗命令，而扣押最高精神领袖，并且将最高精神领袖交给国防军，肯定是军事政变。
不管怎么说，这15天里发生的事情很有戏剧性，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内贾德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而且主导了整个行动。事实上，内贾德只是表面上的胜利者，而且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在15天的动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非常简单，那6颗小口轻手枪弹差点要了内贾德的小命，虽然共和国陆军军医非常厉害，而且使用了很多先进医疗设备与昂贵的药品，让内贾德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是直到2043年底，内贾德的身体都非常虚弱，最多只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决策，不可能事无巨细的控制各个环节。也就是说，在这场动荡中，内贾德与哈什的作用差不多，最多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用一些国际观察家的话来说，内贾德在这场暴动中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活了下来。
翻开表象就能发现，这场暴动的本质就是伊朗国内新老两大利益集团的直接斗争。
毫无疑问，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伊朗军队里的年轻军官，也就是所谓的少壮派军人。
伊朗战争之后，伊朗当局一度将国防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上。受共和国军队在第四次印巴战争中精彩表现的影响，伊朗在20年代派遣了一大批军官到共和国学习深造，而这些军官后来几乎都成为了军队中的骨干人才。到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朗军队中大部分上校与少将都有到共和国学习的履历。让伊朗全国上下最感震撼的还是印度战争，前面提到过，印度战争之后，伊朗开始与共和国合作，其中就包括更加深入的军事合作。按照共和国公布的相关数据，到中东战争爆发前，至少有5万伊朗军官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过共和国军队提供的军事培“而这些军官占伊朗军队中下级军官的70％左右。也就是说，到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朗军队中的骨干力量都接受过共和国提供的军事培训。对这些伊朗军人来说，让他们感到惊叹的不仅仅有共和国的军事思想，还有共和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那些到共和国本土的军事学院留学生造，并且在共和国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伊朗军人，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几乎成为了他们终生奋斗的目标。
作为军队里的精英，有资格到共和国深造的，大部分都是有思想的军人。
在共和国，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军队、发达的经济、高超的科技，还有高度开放的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效应。
可以说，内贾德能够住进总统府，就与少壮派军人的支持有密切关系。
对一支军队来说，军官绝对是灵魂，特别是中下层军官。
当伊朗面对内战威胁的时候，这些到外面见过世面的中下级军官做出了明智选择，并没因为宗教信仰而改变其政治立场，也没有因此而做出有损伊朗国家利益的蠢事，更没有让战火荼害他们的家园与同胞。
正是如此，暴动才没有演变成内战，而且最终以内贾德胜出收场。
毫无疑问，少壮派军人就是伊朗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或者说是新兴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为内贾德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伊朗就如同当年的印度一样，诞生了一大批通过对外贸易发家致富，获得了经济地位，并且希望获得政治地位的新生代社会精英，而这些社会精英的对手就是围绕在最高精神领袖身边，依靠宗教传统来谋求利益，并且压榨国民的传统既得利益份子。新兴社会精英要想获得政治地位，就得削弱宗教的影响，并且在伊朗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既得利益份子要想保住社会权势，就得扩大宗教的影响，并且继续施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这两大政治集团势同水火，根本不可能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存，迟早得拼个你死我活。
德黑兰暴动，就是这种拼斗的直接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暴动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社会灾难，与内贾德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给伊朗带来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一直有人认为，这不是一场由宗教势力引发的军事政变，而是内贾德为了铲除异己份子，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椎行政治改革，将伊朗改造成一个世俗伊斯兰国家策划的阴谋。也就是说，刺客是由内贾德亲手安排的。这里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内贾德受的枪伤确实很严重，也确实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当然，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即刺客本身就想杀死内贾德，因此策划这个阴谋的人把行刺地点安排在了军事医院，并且在行刺前就让人控制了共和国陆军的军医，并且做好了急救准备。
不管怎么说，这场军事政变并没从根本上改变伊朗。
因为哈什在什叶派穆斯林中有非常高的威望，所以将哈什软禁了数个月之后，伊朗当局以最高精神领袖健康不佳为由，把哈什送往共和国上海。也就是说，2043年中期，伊朗当局就流放了最高精神领袖，内贾德成为了伊朗的最高领袖。
从这一安排上也看的出来，暴动很有可能就是内贾德策划的，不然他没有理由放走一心想除掉他的哈什。
其实从15日暴动的过程来看，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行刺之后，首先采取行动的不是忠于哈什的革命卫队，而是忠于内贾德的国防军。如果刺杀行动真是哈什策划的，那么不管有没有达到目的，哈什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几轮军事斗争中，哈什的革命卫队一直很被动，反而是被困在市区内的国防军处处主动，最终在外省军队的帮助下平息了暴动。如果哈什真想推翻内贾德，那么在他策划行刺之后，首先就得控制国防军，而不是让对方操控大局。
正因为哈什是“无辜”的，所以内贾德才不得不让他到国外养老。
问题是，内贾德成为伊朗唯一的领袖之后，并没积极改善伊朗与共和国的关系，反而让两国关系迅速跌落到冰点。
归根结底，内贾德是伊朗的内贾德，而不是共和国的内贾德。
虽然这位锐意改革的伊朗总统从一开始就主张与共和国修好，并且在与共和国合作的时候推动伊朗走向文明世界，但是内贾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祖国与他的民族，而不是为了共和国。当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内贾德肯定不会做出让步。
这种软硬兼具的政治手腕既让内贾德获得了国民的坚决支持，也让伊朗走上了一条不那么宽敞的小路。
第8章 利益之争
虽然没人否认，伊朗的首要国家利益就是与共和国结盟，但是落到具体问题上，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赶走哈什之后，内贾德为了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政策。
2043年7月初，内贾德做了一件非常过火的事情：单方面终止在2024年6月份与共和国签署的《中伊货币互换协议》，放弃了里亚尔紧盯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如果不是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以及伊朗之前是共和国的准盟国，仅此一项举措，就足以让共和国当局做出兵戎相见的决定了。
《中伊货币互换协议》属于《货币互换协议》的一部分，早在2020年之前，也就是共和国全力推广人民币、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以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的时候，就有一些拥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学家提出，共和国当局在大力推广人民币的时候，应该与主要贸易往来国签署货币协议，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结算体系，从根本上确保共和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当时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时代，所以该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重视。随着王元庆在2022年回到中央，并且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022年底，共和国就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等多个周边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受大萧条影响，《货币互换协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份为贸易服务的金融协议，在协议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其他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保持规定汇率。虽然仅从金融角度看，这一协议极大的损害了共和国的利益，因为这让那些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可以向共和国倾销商品，但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而且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就能发现，这是一份对共和国与其他缔约国都有好处的协议。
对其他缔约国来说，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利用固定汇率增大对共和国的出口，依靠出口来消耗国内剩余物资，盘活国内消费品市场，度过大萧条时期。对共和国来说，好处不那么明显，却更加实在。
把目光放长远一点的话，该协议至少有五个好处。一是从根本上确定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挑战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二是为建立以共和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了帮助，并且简化了贸易结算的复杂程度。三是为共和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活力，帮助共和国向境外转移低端产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四是在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国际同盟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融手段成为了同盟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五是在大萧条后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让共和国拥有了最大的发言权，从而为重建国际贸易规则打下了基础。
即便把目光放近一点，该协议也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为大萧条期间由共和国主导的多场对外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本身并不可靠，因为共和国与当年的美国一样，也是以举债消费的方式，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人民币换取物资，然后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抵消欠债，但是这为共和国解决战争经费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共和国度过大萧条时期提供了帮助。
根据没有得到证实的传闻，共和国在印度战争的开支中，大约有15万亿元是以金融手段掠夺其他国家获取的。甚系有人认为，大萧条的余波持续到2037年才完全过去，与共和国在印度战争后的掠夺性金融与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比如在2035年到2037年间，人民币对外贬值幅度高达32％，直接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外汇缩水近10万亿元。又比如到2037年的时候，共和国国债高达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4％，仅在前2年间，其他国家争持的共和国国债就接近5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刚好是15万亿元。当这些债务需要由所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