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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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 第2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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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统统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比如贬刘挚——“始以傅会权臣,奉承风旨,既又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诬底圣考,愚视朕躬。”
  说得挺狠,但句句属实。在朝廷里搞小集团,说他“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不亏他吧;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说他“诬底圣考”没错吧;眼里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说他“愚视朕躬”准确吧。
  很解气,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
  ——“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
  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苏轼捧、他贬,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哪儿都是毛病。当时就犯了众怒,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什么手段没见过,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
  立心不正。
  后面的几句是重点,翻译成现代话,是说神宗死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老奸擅国),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
  老奸擅国,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面对这些,哲宗犹豫了。九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可是一来他不想刚开始亲政就手段暴戾,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家丑不可外扬,皇家的体面要紧。
  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你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你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独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要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取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陈瓘说得有道理吗?看似有理,中国人一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搞来搞去折腾几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横飞、自虐自残,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情绪内核到底怎么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确。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谁给他的权力,把新党归为“左倾”、旧党归为“右倾”的?谁说两个对立的团体必须是左右对称型的,为什么就不会是旧党是左或者右,而新党是船中央?!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谬不可言。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见了活鬼!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拜托脑残无耻也要有个界限。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之所以我要着重地提出来,是发现它历久弥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1世纪都有市场,实在没法不重视它。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英雄》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九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脑子没被门挤过的,都知道后果是安乐死吧。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的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卑鄙手段,目的无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往往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树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乞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光风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可居然写进了宋史列传里,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可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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