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产业集群的聚合更加明显。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仅广东东莞的一个小镇清溪就生产了占全球市场份额40％的电脑磁头，30％的电脑机箱，25％的电脑高压包，以及20％的马达。而完善的配套吸引了大约1 800家电脑制造企业落户，苹果、惠普、IBM、诺基亚等著名厂商都在东莞周边采购。
“那些我在美国买不到的芯片，少见的盘式陶瓷电容器——我只在梦中才见过它们”，一位美国的高科技技术人员在看过深圳赛格电子市场之后，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我的神经兴奋得直竖，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当我走到一个角落，看到那里从地面到天花板堆了差不多上亿个电阻器和电容器时，不禁抑制不住地呵呵傻笑”。而从赛格电子市场“驱车向北”不到一个小时，就是数百家工厂，那里“能接受任何有关电子学的奇思异想，并按你的指令把它变成现实产品”。
产业集群使设计、采购、销售等环节社会化，甚至将生产环节的数十个车间社会化，从而形成“产业生态系统”。
正是产业集群的这种生命力，使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现象。全国涌现出来大量的专业镇，如广东中山市古镇镇，有灯饰企业5 000多家，从业人员6万多人，占到了全国出口灯具产品的1/5；浙江诸暨市大唐镇每年生产袜子90亿双，是全球最大的袜业基地；号称“中国电器之都”的浙江乐清市柳市镇，在中国低压电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1/3。
被低估的中国竞争力（4）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号称世界袜子之都。从袜业机械制造到各种原料生产，再到袜子的生产、销售、物流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极为完整的产业链。围绕袜子产业，形成了2家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企业，12家产值1亿元以上的企业；而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更是多达400多家，还有无数的家庭式企业。2006年，大唐镇就已拥有10万台织袜机，年产袜子11892亿双，占全球的近1/3。可以说，在大唐，任何一款先进的织袜机和配件都可以买到，任何一款袜子都可以生产，任何一种主要原料都可以生产和配置。《洛杉矶时报》因此称其“对产业集群化的利用是美国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
《纽约时报》记者在考察了主要坐落于广东、浙江等地的“领带镇”、“皮包镇”、“皮鞋镇”、“小家电镇”所形成的各种产业集聚带之后，终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种每个城市负责你衣橱中一格抽屉的奇妙分工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规模性和较高的专门化程度。”
为此，美国曾经频频发起过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或者要求对中国制造业提供政府补贴进行调查，但是随着事件逐渐被挖掘，美国人渐渐发现了中国低成本的奥秘了。越来越多西方媒体报道了中国的这些产业。《香港经济日报》因此发表文章指出，“当愈多美国人揭开中国产品竞争力的神秘面纱，对解决两国的贸易摩擦，便愈有好处”。
关于中国制造的竞争实力，下面两组文章可以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首先，我们来看发表在《中国商业评论》上的《热火朝天的中国——一把电钻的命运》：
中国产的电钻按数量已占世界市场70％的份额，可是金额只占30％的份额。用的都是同样的原材料，中国的电钻为什么这么便宜？难道是中国产的电钻质次价低？我特意跑到一家大五金连锁店去研究，这个店一共有9个牌子，33种规格的电钻，27个是中国的OEM（定牌生产），2个德国、3个英国和1个匈牙利的。同样功率和功能的电钻，中国产的电钻是别人的1/3，甚至1/5的价钱。我问一个60多岁的老店员：“它们真那么好吗？”老头说：“好一些，但绝好不到5倍，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买中国造的电钻。”噢！原来是中国的电钻性价比高！
“中国产的电钻为什么这么便宜？”我又问。
“太多了。鬼知道，中国人用什么方法做出这么多便宜的东西。这个货架上的157种工具，如果没有意外，几乎都是Made In China，听说他们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
还有，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文章《西方公司为何购买中国货？》：
钰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苏州的一家小公司，出口占其生产总量的95％。在经济低迷时期，公司的经营状况也还不错。2009年上半年，它为全球各大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零部件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0％。
公司的厂房很小，但这里并不是血汗工厂。车间里的机器是二手的，但很先进。
要想进入生产车间，必须穿过一个高科技的净化室。这里的地面一尘不染，工人的工作服色彩鲜艳，感觉像是在日本。
该厂的总经理钱先生说，公司做得好，是因为欧洲和北美的中小型公司现在相信，它们能够从他这里以非常合适的价格拿到自己想要的产品，而且质量完全可以和欧美市场的同类产品相媲美。
24岁的王凤莲（音）是一名受过大学教育的车间工人。她说，她听说过不少美国制造商关闭了工厂从而使美国工人面临失业的问题，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以较低的价格抢生意所致。
她说：“西方公司将产品外包给我们，不仅仅因为我们价格便宜，而且中国工人现在见识多了，能够制造出更好的产品。”
钱经理的一个德国客户和我们讲述了德国公司使用中国制造商的产品的原因。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公司的客户服务做得好。这家公司非常了解我们需要什么。如果产品或者工序出现问题，他们会迅速拿出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司将产品生产从加拿大转到了中国。我问他，在中国是否生产出了与先前质量相同的产品。他说：“这么说吧，从加拿大转到中国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对此有比较清楚的分析：
去年，我们曾派人去探究这些批评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们多方打探后发现，所有抱怨中国的公司都提到了“中国的价格”。在全球很多行业里，中国已成为价格的调节器。无论你是在弗吉尼亚制造卧室用品，还是在俄亥俄州生产电路板，价格低40％～50％的中国货物总会给你带来压力。
不过，中国的价格不完全是由熟练工人和自动化促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就成了另一个日本，只不过付的工资少一些。中国货强大的竞争力来自超大型的生产规模，也来自当地极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工厂的周围，你可以从为数众多的供货商那里买到各种小器具和生产原料。
参与此次调查的罗伯茨说：“我在杭州的郊区碰到一位快乐的企业家，他以前是种水稻的农民，现在是个汽车制造商，其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之一。他收购了芝加哥周围的零件制造厂，把一些高端工作留在那里做，将其他大部分工作转到他在中国的工厂。这样，他既有了美国公司的科技，又占有了市场。”
这一现象的结论是，尽管美国的制造商拥有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和高生产力，美国的制造商可能仍无法与中国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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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多具备强大竞争力的产品？有些人会说，那是因为中国有一群特别优秀的企业家。没错，中国的企业家的确很厉害，他们拥有勃勃野心、强烈的进取精神，而且敢想敢干、奋发图强，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组成这些企业的基石——那就是成千上万优秀的、极其吃苦耐劳的、由普通中国人所组成的优秀的中国工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那么这些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点，美国《时代》周刊已经给出了相同的评价，正因为此，他们才将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的第二名。
对中国工人和中国企业所创造的惊人业绩，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金奇（James Kynge）所著的《中国震撼世界： 饥饿之国的崛起》一书中，对沙钢收购德国蒂森克虏伯钢厂的描述：
我到那儿时，只剩下一块疤了，一块赭色的土疤，有25个足球场那么大。德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德国蒂森克虏伯钢厂（又名“凤凰”，为纪念钢厂所在地多特蒙德从1944年轰炸后的废墟中崛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这里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我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然后说道：“中国。”
钢厂的设备早就运走了。安装在60米高的厂房内的顶吹氧转炉，加工卷板长度超过1公里的热轧钢机，一部烧结机，一座鼓风炉，还有许多其他部件，所有设备都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运走的设备总重达25万吨，外加40吨详尽解释重组过程的文件。
中国人把德国人震了。
蒂森克虏伯钢厂表示，无论有没有找到买主，工厂都得关门。中国人的突然收购来得太快，但令当地人目瞪口呆的，与其说是中方的收购，不如说是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
好像不知从哪儿来的，厂里突然出现了近1 000名中国工人。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搭起临时宿舍，就在那儿凑合着睡。整个夏天，工人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中国工人才被迫尊重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
到2002年年底，中国人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拆卸工作，比答应蒂森克虏伯钢厂的进度提前了一年，而比这家德国钢厂的最初估计整整提前两年。
在中国工人离开前夕，柏林的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前来对工人发表讲话。“中国人在德国以洗盘子和开餐馆出名，”外交官说，“我们的企业想在这里开展业务时，有时仅仅是为了约见对方一面，就得低声下气。但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这则故事里，比较有趣的是，由于中国工人总是加班，每天工作经常超时五六个小时，甚至招致了德国当地法律的干预。
本来，沙钢是计划用两年时间来拆完这座工厂，这已经比蒂森克虏伯方面预计的要短得多了，蒂森克虏伯方面认为至少需要三年。但最终在这些中国工人令当地人惊叹的高效率工作下，只用一年就完整拆卸了总共重达25万吨的机械设备，将其运到了位于长江头的沙钢厂区，之后一部分沙钢人又继续留驻了半年时间进行清场（沙钢是中国正在迅速扩张的优秀制造企业中的一个。这些公认的优秀企业中还包括华为、比亚迪、格力等）。
类似的故事在山东兖州煤矿集团购买鲁尔区的一座据称德国最先进的焦炭厂时再次上演。这次收购以及随后的设备拆卸都被记录在了德国导演乌尔瑞科·弗兰科（Ulrike Franke）的一部关于全球化的纪录片《输家和赢家》中。影片描写了4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背井离乡，来到了德国城市多特蒙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工厂里的所有设备都拆运回中国，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座同样规模的焦炭厂。
几乎与当初沙钢拆卸凤凰钢厂时候一样，这群中国的工人，拿着不到德国工人1/10的微薄工资，却干着比德国工人辛苦、危险不知多少倍的工作。中国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再次让德国人极为惊讶，工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推进，同样以比原预计工期缩短很多的情况下顺利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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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比拟的中国工人
为什么说中国的工人宝贵呢？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在其他国家，你根本就找不到像中国工人这么勤奋的工人。
在《输家和赢家》里，那些中国工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超负荷运转，一位老工人甚至每天做梦都梦到拆高炉。而曾经在全球得到众多赞誉的德国工人在工作上根本不会这么忘我付出。甚至，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人做事太过积极进取、太赶了，使得他们都得不到悠闲。而在上班时，他们严守8小时工作制，上班比中国工人晚，而下班比中国工人早，对要增加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很是不满。
或许已经习惯了中国工人这样听话的工人，所以大多数到国外去投资的中国投资者开始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其“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