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总统就曾公开宣布：“股票在目前的价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
然而，危机以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开盘后，股指循着前一天的走势，温和地上涨着，只是成交量明显地放大。到了大约11点的时候，股指才突然掉头向下，接着大幅跳水，到了11点半，股市已经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狂跌状态。据说在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股民自杀身亡。偶然目睹这个场面的丘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其中，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美元跌到28美元，20种铁路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1929年的1/3。在这期间，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几乎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从巅峰抛向谷底。危机随之向欧洲，向整个世界蔓延。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也波及地处远东的上海。
金融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穷人的艰辛：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如果说节衣缩食还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那么，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还有不计其数的露宿街头者，则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4）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之前在《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世界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芝加哥一个叫做英萨尔的人。此人曾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掌管着150家公司，雇员达5万人。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还在30亿元以上。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美元的债，逃往欧洲，最后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被押回本国受审。
这次的危机也同样如此。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融动荡雷曼公司破产总裁健身房遭暴打泄愤》。在这次危机中，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CNBC和著名杂志《名利场》不久前披露，雷曼总裁富尔德日前在公司健身房遭人挥拳打脸泄愤。最初爆出这件事的，是《名利场》的撰稿人沃德。沃德其后更承认，他不仅亲眼目击了事件，还有份上前打了富尔德。沃德说，在雷曼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的周日，富尔德来到雷曼大楼的健身房，“当时我身边有位仁兄怒上心头，走到富尔德跟前，向他狠狠挥拳”。他看到那人出手后，自己也忍不住走过去打了富尔德。沃德说：“我觉得他不知羞耻，他对不起那些基金及投资者，他从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我觉得他很傲慢可憎。”在中国，过去胡润百富榜是以8亿元财富作为入围门槛，但是2008年国内股市表现惨淡，富豪们资产缩水，因此2008榜单就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调低了入围门槛，从8亿元降至7亿元。同一则报道还说，超过一半企业家财富下降。从全国来看，2008年1000位上榜企业家中平均财富为30亿元，比2007年下降22％，超过50％的企业家财富缩水；仅有不到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
谁种下了祸根？
谁种下了祸根？
——重读《光荣与梦想》（2）
当时胡佛总统的一句话成为后来人们不断提及的笑柄。对于伴随大萧条而来的贫困、饥饿甚至死亡，作为总统的胡佛似乎并没有切身感受到。一次他在接见记者的时候，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这样的话招来普遍的骂声是无疑的。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5）
但简单地说作为一国总统的胡佛漠视了灾难中人民的疾苦，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对作为一个大国总统的胡佛为什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也多少有点奇怪。真正的原因是那次的大危机确实有着某些诡异之处。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类似这种幼稚的错误，绝非仅仅胡佛犯过。曼彻斯特说，那时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愚蠢的想法。其中之一是把产品的积压仅仅看做是一种销售技巧的问题：“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连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都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便是根本不想干。”
因此可以说，这些幼稚的错误，或者如曼彻斯特所说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说法，与其说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说是由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惊慌失措。曼彻斯特的这样一个说法则是让人深思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即凯恩斯所说的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和大萧条）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年的时间过去了，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总起来说，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萧条”，是由于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而导致总需求急剧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则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中指出，美联储防止银行破产努力的失败和从1930年底至1933年货币供给的下降，应对萧条负主要责任。
尽管其中的争论还会延续，真正的判断还要经济学家来做，但有一点推论是现在就很明确的：如果当时的大萧条是某些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那么，这样一场大危机就可以看做是政策失误的结果，换言之，这样的一场大萧条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而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七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6）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发生的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当时一个美国的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对此，曼彻斯特评论道，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8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一个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进行讨论，这就是，说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架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汽车。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次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才渡过了这样一场危机；不但渡过了这场危机，而且由此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