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供过于求，更使竞争白热化。这种市场状况就决定了高档白酒可以涨价，而一般白酒难以涨价。从媒体报道看，涨价积极的也是这些高档白酒的生产厂家。
白酒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无论税收增加与否，涨价还是降价，完全取决于自己的经营对策，我们无可厚非。对于白酒行业的暴利，政府可以用税收调节。一是对利润部分实行累进所得税。二是引导企业把利润转化为投资，尤其是投资于非白酒行业，拉动经济。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白酒要涨价也属于这类事，我们再说什么也没用，还是由它去吧！对企业管得太多，不是市场经济的做法。
“绿坝”为什么不受欢迎
工信部为了保护青少年不受网络污染设计了“绿坝”软件，并计划强制安装于每一台国产电脑，但遭到了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对。一件动机良好，且耗资几千万元的事情，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
如此众多的网民不买这份好心的原因，在于它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消费领域，“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消费者主权的原则。消费者主权就是要给消费者以自由选择的权利。愿意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应该完全由消费者作出自主决策。在上网问题上，体现为从网上寻找什么信息，这完全是消费者的自由。用一个软件来为消费者作出选择，这就违背了消费者的自由，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干预消费者自由的做法，无论其动机多良好，都会引起消费者的反对。就像家长为学生选择专业，违背了学生本人的意愿，学生能不反对吗？
家长为学生选专业背后的潜意识是我为你好，我比你高明。政府为电脑设计“绿坝”软件也是出于同样的潜意识。但政府真的比网民高明吗？我看未见得。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引进了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关部门在审查时删去了其中一个女兵洗澡的场面。这个场面是为了展示人性之美，指责战争之违背人性的，删去之后电影的这种意义就削弱了，而且破坏了整部电影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一把拙劣的剪刀破坏了一部电影的完美，当时就遭到许多有识人士的反对。如今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所做的事情却与过去一样。“绿坝”就是那把剪电影的剪刀。在消费问题上，政府千万别以为自己比消费者高明。消费者是理性的，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需要别人为他做选择。不同的消费者欲望不同，需求也不同。消费者的欲望千差万别，绝没有任何一个“上帝”可以为他们作出决策。“绿坝”当然也不能成为保护消费者的“上帝”。
诚然，我们不否认网上也有大量垃圾信息，有一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黄色与暴力内容。防止这些内容毒害的方式是引导而不是用“绿坝”去强制。首先是要加强对网站的监管，防止它们发布、传播不良信息，不堵住洪水，再好的“绿坝”又有什么用呢？其次，是要对网民进行引导，让他们自觉地不选择不良信息。尤其是让家长、学校和老师承担起引导青少年的责任。大家都有了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绿坝”。最后，我们应该把钱用在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信息上，而不是把钱用于筑“坝”上。正确的信息打败不良信息的关键还在于正确信息的受欢迎程度，不在于用什么强制手段。网络这个阵地，正确的信息不去占领，不良信息就会乘虚而入。我们的许多正确信息还是太教条、太呆板，缺乏对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吸引力。
“绿坝”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技术上不成熟。删去了不良信息，但往往也删去了许多网民需要的信息。这种“宁可错删一千正确信息，也不放过一个不良信息”的做法，花了钱却给网民带来不便，网民当然要坚决反对。一个本身有缺陷的“绿坝”，能起到什么保护作用呢？
好在工信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允许消费者有选择地采用“绿坝”了。不过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先充分论证“绿坝”的可行性，比贸然投入几千万，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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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税与禁烟
最近，政府决定把香烟的税收由45％提高至56％，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减少吸烟。但增税能否禁烟呢？这在经济学界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香烟是一种间接税，这种税收负担理论上应该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在市场上，最后由生产者承担还是由消费者承担则取决于各自的市场垄断地位和供给与需求弹性。就香烟而言，生产者是寡头企业，处于垄断地位，而消费者是一盘散沙，毫无垄断力。从弹性来看，生产者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调节生产，使供给富有弹性，而消费者对香烟一旦形成依赖就难以摆脱，因此需求缺乏弹性，在这种情况下，香烟税就只能由消费者承担。生产者可以通过提价来把香烟税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所以，增加香烟的税收就等于提高香烟的价格。
那么，香烟价格的提高能不能起到禁烟的作用呢？这就要看价格对香烟的需求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价格是影响需求的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取决于需求价格弹性，即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大，所以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大，价格变动时，需求量的变动大于价格的变动。但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小，所以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小。如前所述，香烟是一种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由于增税所引起的价格上升对需求的影响极为有限，试图通过这种增税的方法来达到禁烟的目的，作用恐怕是微乎其微。
根据美国的研究，香烟价格上升１0％，需求量减少4％。我认为，在中国香烟增税提价的影响恐怕要比美国少得多。一来美国社会已形成禁烟的风气，许多美国人认识到吸烟的危害性，社会禁烟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大，即使香烟的价格不提高，吸烟者也在呈下降趋势。在中国，人们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以及社会的禁烟力度还远远没达到这个水平。而且，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和社会禁烟力度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立竿见影”。二是美国的吸烟者中，以中低收入者和年轻人为多，这些人收入不高，因此对烟价的需求弹性要大一些。成年人吸烟已成习惯，难以戒掉，提价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但对年轻人还是见效的。据统计，价格上升10％，青少年的吸烟量就会减少12％。但中国的烟民状况并非如此。
香烟提价在美国有一定作用也与烟民都是自费买烟相关联。但在中国，烟民就要分为“自费烟民”与“公费烟民”两种。提价的影响只在“自费烟民”身上。但自费烟民又可以分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对高收入的自费烟民，提价基本不起作用，因为吸烟的支出与收入相比太微不足道。有能力开悍马车，戴伯爵表，吸几盒烟算得了什么呢？对低收入的自费烟民，提价的作用也有限。像众多民工，生活中没有更多享受，工作又沉重，吸烟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休闲方式，何况他们吸的都是低档烟，增加税收所引起的价格上升也并不大，对禁烟所起的作用肯定比美国小。
中国存在一种美国所没有的现象，即“公费烟民”的存在，所以中国有“抽烟者不买烟，买烟者不抽烟”的说法。“公费烟民”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抽公家买的“招待烟”，另一种是抽别人送的“公关烟”，或说得难听一点叫“*烟”。这种现象由来甚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外国记者很不理解，一个月收入几百元的中国官员如何抽得起一盒十几元的“三五”、“万宝路”或“箭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无论什么人吸烟必定是自买的。他不明白中国的国情是可以“我抽烟，你买单”。中国烟草行业有一种特殊现象，即有极高档的烟，如一盒200元以上的“黄鹤楼”或“九五至尊”。而且，越是高价的烟，越好卖。支撑这种现象的就是“我抽烟，你买单”。公家花钱买烟，用于招待客人，是为了有“面子”。烟价越高，“面子”越大，高价烟就有了市场。送“公关烟”是为了办事，烟价越高，事情越好办，这点道理，送礼者都知道。所以，对“公费烟民”，烟价毫无需求弹性，你增税提价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点道理，不学经济学也知道，所以，许多媒体毫不客气地指出，香烟增税意不在禁烟，而在于增加政府税收。其实政府要增加税收完全不用打禁烟的旗号，因为通过烟草的高税收来增加政府收入是各国的普遍做法。而且，增加香烟税收也是合理的。香烟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增加税收并不影响人民的基本生活，何况政府把从香烟中得到的税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所以，反对对香烟征收重税的人并不多。政府完全不必打着“禁烟”的旗号来行增加收入之实。至于禁烟则还要靠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各种立法。
但我特别强调政府要明确提高香烟税收的目的。不同的目的，提税的做法是不相同的。如果真是为了禁烟，那么各种烟提税的幅度应该一致，但如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税收，做法就应该不同。高价烟主要由高收入者和“公费烟民”享用，提税的幅度应该高一些。低价烟主要由低收入的“自费烟民”消费。这些人一时改不了吸烟的习惯，增税提价会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可以少增税或不增税。这就是香烟增税的“人本原则”。
我们早就提倡“实事求是”。在当前经济遇到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香烟税来增加税收，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必非要打出“禁烟”的招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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