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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我跟朋友去新落成的虹桥2号机场时，朋友们走进平行滚动梯里，我则在一边昂首阔步，结果我远远地走到了朋友的前面。朋友们出了便捷的滚动梯后一脸沮丧，问我为什么有先见之明。我说，无他，看见了前面有三个人高马大的“类人孩”，只要有三个以上就会挤做一团，自然会把滚动梯里的快步通道挡住。
我同样仍为媒体的无耻和势利而吃惊。一个意大利朋友说，你出去这么久，没看到你们的媒体更垃圾了吧。那么多的小说、养生、中医骗子……都是有毒的啊。是的，我确实看到了那么多谈身心健康的书刊，看到了那么多跑马场继续无耻地跑马圈占同胞的头脑和心智，看到那么多养生班、生命调理一类的讲座。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但这都是怎样的医者和媒者？舍本求末地指导同胞的生活、装模作样地妖魔化我们的祖先。而五四一代和*一代，这社会的中坚两代，多少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却也仍缘木求鱼地、随波逐流地关怀自己所谓的身心健康。
我知道有权的媒体仍在威福，无势的媒体在装孙子做二丑地媚俗或媚雅；只是确实仍为我的朋友参与其中的罪性吃惊，虽然我的媒体朋友多半不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一些媒体朋友甚至感觉好极了悲壮极了文化极了。媒体不愿意发表年轻无名者的思想，不愿给精神生长的空间，它们说，那样的文字太慢，那样的文字需要解释，那样的文字没有市场……它们追求把大家的眼球抓住的快餐文字，让大家的心跳、脚步、呼吸、生活节奏加快，再告诉大家要注意平和、身心健康；它们提倡文化，它们自己从不曾有三天安静的状态去读书思考亲近自然；它们污染读者和市场，它们却说是在为读者和市场服务。它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笑话，不觉得自己在造业。
后记 我为什么要写老子传（2）
我在《非常道》里收了有关鲁迅的一则轶事：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我经常想起这条言行，因为我自己也年过不惑，我日益面对自己失去新锐敏感的心灵而无能自已。
是的，我已经日益脱敏。我不愿意冒犯我的朋友，不敢冒犯我们的媒体。我不再是一个敏感词了。但这一切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的身心疲惫。我跟同胞一道犯下业力。生态、世态、心态秩序完全失衡，我们多多少少参与了这种种罪行。我写了龚自珍以来的“中国男”，读者朋友好意地理解为是我呼唤纯爷们的作品，其实我哪里还有那样的心力。
在一个污染的时代，个人有何作为？我经历了中年丧乱，在穷窘孤绝的状态里，我回到自己的文明源头，我写《老子传》，我知道只有能够面对自己的人才有解救之道。我在公开场合盛赞存在主义思想家毛喻原是“中国的克尔凯郭尔”，毛先生说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在于他面对自己时微笑示意的程度。我希望我的《老子传》能够救赎自己，我们必须先把自己救出来。确实，在写作《老子传》的日子里，我对自己的微笑最多了。那确实是开心的日子。我希望我写的文字能够慰藉人类的良心。吁嗟默默，谁知吾之廉贞？有朋友说老子传是我回向社会的温情之作，我同意。老子本来就是一个有着至情的人类之子。就像人们对我的误解，说我是中国精神的最大破坏者一样，人们对老子的误解也是令人悲悯的。
据说老子的《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有200多种，在西方的传播非我们所能想象。大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当年进爱因斯坦的书房，看到爱因斯坦的书不算多，却有德文版老子的《道德经》。时隔半个世纪，陈先生还记得那一情景。但从黑格尔、尼采、托尔斯泰到爱因斯坦、海德格尔，都未必读懂了老子。卡夫卡坦言：“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我希望这些往而愿返的现代精神能够在我的书中找到呼应、安慰和归宿。
我在上海短暂逗留的时候，北大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上联：海上繁华难破老子寂寞。我对的下联是：山中云水愿征诸君深情。
2010年4月1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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