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南京城破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个细节让后来读过此书的颜玉凡潸然泪下：“有一次，拉贝要回德国。得知这个消息后，安全区里的妇女们给拉贝跪下，求他不要走。我能体会到那些难民当时的无助，拉贝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救星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屠杀期间，拉贝不但收留了无数市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闯进安全区的日本兵赶出去。
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记中，拉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写的南京事态报告，开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为秦王氏的22岁少妇，1938年1月23日被日军从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拉出，此后杳无音信。
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妪，在三牌楼火车站被日军强奸达十余次。但文中没有写明她的资料。面对这些无名受害者，编辑者们也只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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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记中的记忆（2）
除了拉贝，当年安全区的明妮？魏特琳、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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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在海外的历史
即便加上后来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记，中国内地所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万字，历史研究需要史实作为支撑。于是，国内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0年，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组织下，一个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60余位教授、学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搜集史料的活动。
2003年曾赴日本东京搜集史料的王卫星，提起在日本的经历，仍感慨良多。
从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东机场乘飞机。因为航班是早上10时起飞，一般人会选择头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实实上飞机。但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费，王卫星选择乘夜里12时的火车到上海。由于是过路车，根本没有座位，他只能提着行李一路站到上海。
在东京查资料的两个月，王卫星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日本防卫厅的军方档案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要填写申请书，留下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为了保护档案，不能直接复印，需要照相、制版，然后才能复制。而这个过程，至少要3个月。
王卫星决定抄写。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我全是原文抄录，即便是原文中的错字，也原样抄回来。回来以后再翻译。”
东京的物价很高，为了节省开支，他吃了两个月的面条。“张老师筹点钱不容易，我们都想节省一点儿，把钱尽量用在收集资料上。”
结束在东京的工作，乘机返回中国时，王卫星带回的资料有20公斤，为此还补了飞机货票。
历时5年，学者们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搜集史料，共搜集、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
这些封存在海外的档案，为《名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杨夏鸣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60年来一直尘封在美国，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现在国人面前。
里面大量的证人证言，不但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还为编辑者们提供了很多遇难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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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1）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日益丰富起来，那些曾经遮蔽在抽象数字和形容词后面真实的历史渐渐显露。虽然以往的资料都不是以人为记述对象的，但《名录》的编辑者们认为，把那些湮没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作为朱成山的研究生，颜玉凡从一开始便参加了《名录》的编辑。她记得查的第一本书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那本书按日期把每天发生在南京的暴行记录下来，收录起来并不困难。但随着翻阅史料的增加，颜玉凡感到越来越难。
由于历次做调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信息也不全。有的人没有遇难的地点和方式，有的人遇难时间不明确，有的人没有遇难时的年龄，有的人甚至没有正经名字。“什么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张铁匠，只要有一个指代，我们都收录了。名字只是个代号，就算有一个外号也能证明这个人曾经存在过。”但幸存者叙述中，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挂在树上的七八个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妇，被成千上万集体屠杀的缴械士兵，却只能放弃了。“毕竟，我们是名录，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称呼。”
更令颜玉凡他们为难的是，在历次调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资料常有互相矛盾之处。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却是一个人。”
编辑者张亮记得，在1946年调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号被日军掳走后，杳无音信。而1945年他母亲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却变成了“周永财”。“这显然是一个人。只是因为调查人员没有核实名字才记错了。”
还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却不是一个人。编辑者杨晓宇记得，那时候妇女很多叫秀英，《名录》里光幸存者就有不下10个张秀英。此外，旧时代妇女没有正经名字，结了婚以后都从夫姓，“什么王王氏、王李氏重复的就更多了。”他们往往根据遇难者的年龄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人。
颜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个“戴呆子”。她感觉这5个戴呆子其实是一个人，但不同的记录里，他们遇害的时间不一样，遇害的地点也不一样，遇害的方式还不一样。“但我发现这些错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联系。有的资料写他遇难时在估衣廊133号，原住址是韩家巷6号。有的资料写他遇难的地点是韩家巷6号。这可能是调查时发生了混淆。有的资料写他在日本兵强奸一个妇女时闯进，被日本兵枪杀，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枪杀。”种种迹象表明，这5个人名，其实是一个人。
如果遇到实在难以决断的时候，颜玉凡就去请教馆长或者标上注释，她从不敢擅自删掉一个人名。“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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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2）
在取舍时，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的生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东京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这6周，空间范围则是南京特别行政区划内11个区。“不是说，这之外就没有屠杀，只是，这6周是屠杀最惨烈的时候。”
但这样的划分，使相当一批遇难者和幸存者被排除在《名录》外。颜玉凡记得，一份记录中，南京郊区有一个村因为拒绝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杀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人。但这个屠杀却发生在1938年4月间。由于时间不符，只能从《名录》中删除了。
这种抉择让颜玉凡非常难过，“很多在那6周被杀害的人，想找到他们的名字都办不到，而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却不能收录进去。”
可是，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理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地点是有明确概念的。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果任凭感情驱使，扩大《名录》的范围，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又会找到否认这段历史的口实。”
第一批《名录》出版了，数据库中原有的9600多个遇难者名字，最终只收录了8242个。
那些逝去的面孔（1）
《名录》编辑将近尾声时，朱成山觉得只有名字和简单资料，那些遇难者还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有很多遇难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个个笑靥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杀来临时，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无情地摧毁了。“如果我们能找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形象，那对于今人来说，将是极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国，有照片的人寥寥无几。“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当时，有些积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杀中遇难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他们怎么可能有照片呢？”
况且，经历70年，那些老照片能保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从一份档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亲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后面，曾经附上两张他遇难儿子的照片。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只收集到20几张照片，有的还是画像。这与30万的死难者人数太不相称了。
怎样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正在用电脑给顾客画像。这一幕触动了他的神经。“可不可以采用电脑画像的方式来给遇难者画像呢？”回到馆里，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寻找电脑画像的设备。几经寻找，他们终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侦查的电脑画像软件。软件中存着几百张人的五官类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这些五官拼起来，遇难者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发现，让他们非常激动。
软件买来后，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和司机小孙开着车，带着设备开始了对幸存者的走访。时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还能否记得当年亲人的相貌，燕龙溪没有把握。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绘出那些逝去的脸。那段惨痛的经历，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画像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燕龙溪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这套系统原来是为公安部门作刑事侦查用的，所以图谱中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资料。怎么办？他们只好求助于软件开发商。
为此，两个山西工程师特意赶到南京来为他们改进系统。图谱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龙溪又拿着照相机，到幼儿园和小学去给孩子拍照。“当时也不敢告诉人家是为了给遇难者画遗像用的，怕人家忌讳嘛！只能含糊地说，留作素材。”
一辆车，两个人。一年间，燕龙溪他们在南京跑了将近10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难者的遗像画出来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亲朋的形象，非常激动。他们说：“像！像！就是他……”
那些逝去的面孔（2）
有的幸存者知道这个消息，全家扶老携幼到馆里来画像。给燕龙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当年是国民党守军。去年夏天，他自己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到馆里画像。临走时，燕龙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爷子执意要自己骑车回家。
虽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对电脑画像很认可。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梁强说：“电脑画像毕竟是拼起来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个人像不像，有时候就是一个神态。”电脑拼出来的人，显然没有表情。
为了能画出更生动的遗像，纪念馆联系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玉彪，请他来为遇难者画像。张玉彪爽快地答应了。
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
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4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
我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此常志强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我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我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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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记录仇恨
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颜玉凡对此深有体会。刚刚编辑《名录》的时候，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对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