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3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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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50年的追问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南京金陵中学的一位老师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我们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老师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幸存者寻访，并且出了一个在校内流通的研究报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那次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湮没在证人证言中的名字
《名录》的编辑作开始以后，编辑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
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
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动作迟缓，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
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编辑看到了5名被日军杀害双亲的孤儿悲惨的经历。呈文这样写道：
具呈报人葛家永，现年十九岁，南京人，暂住润德里二号之一附户亲属处。缘因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当时生父葛传经，年四十一岁，不幸被日敌暴兵杀死，生母张氏、外婆共计三人同归于尽。难民家前住长乐路小心桥三号，家内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敌抢烧一空，该房屋成为荒地种菜，此损害重大，不堪凄惨，遗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难民当年十一岁，二弟家炎九岁（哑巴），三弟三岁，大妹家贞七岁，二妹家芳五岁，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抚养，救济生命存世者……
葛传经以及其妻葛张氏和其丈母，也被收录在《遇难者名录》中。
就这样，编辑们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1949年后的两次调查（1）
《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5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4点钟一直绑到下午4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调查中，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问题，参加调查的人大多数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和采访技巧。幸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时隔多年，没有采访者的良好采访技巧是很难描述出生动场景的。
调查者的业余性，也是后来几次寻访中最大的问题。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与日本友好团体合作，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对幸存者进行寻访。4个学生作为一个小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地毯式寻访。活动之前，教育局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
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强回忆，那些中学生的报告5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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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两次调查（2）
编辑《名录》时，这些调查表着实让编辑者头疼。颜玉凡记得，有的调查表字迹非常潦草，她经常要拿着表请馆里的同事帮助辨认。“有时候，前文本来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她’了。记录中还有很多宏观的描述，像‘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但有效信息很少。”
结果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最终只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
10年之后，我试图寻找那些曾经参与过调查的老师和学生。金陵中学学生工作处的刘老师在厚厚的学生社会实践报告中为我翻到了一篇当年高三（二）班学生对一位幸存者的访问记录。记录中老人向学生描述了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当我请刘老师联系这个班的老师和学生时，却异常艰难。校长、政教处老师、班主任全都不记得10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活动。那些学生更是杳如黄鹤。最后，对这个活动还有些许记忆的刘老师自言自语道：“当年记者采访，媒体报道，多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啊！怎么都不记得了……”
缺乏系统的训练和组织，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结果。对此，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说，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访者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需要对被访者有一些了解，要做问题设置。“对提问要进行细化，比如，被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战争来了为什么没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问题。这样，一个丰满、富有个性的人才能勾勒出来。”
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令张连红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强暴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她看到张连红经常陪一个邻居老太太聊天，觉得他人不错，才对他开口。而此前，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两任前夫。张连红记得那个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你无法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家里比年轻人还干净。由于日本兵的强暴，在她心中对脏特别敏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一个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关门。”
这种细节化的东西，非专业的采访者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遗憾的是，由于教学、研究等工作压力，现在张连红已经很少做幸存者调查了。
1984年调查出来的1756名幸存者，现在也只剩下了400人。
私人日记中的记忆（1）
《名录》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近年来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记。
1937年，大屠杀来临之际，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成立了安全区，并挽救了25万南京市民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忆。长期以来，这些私人日记一直没有公之于世。
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个寄自德国柏林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长达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和“拉贝先生简历”。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称为“活菩萨”。而战后，他却没有像他在安全区的同事那样，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关于他的信息也没有再出现。
但朱成山相信拉贝一定留下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1995年，当张纯如来到纪念馆寻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朱成山建议她到德国寻访拉贝的足迹。
“当时，我只是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并没料到她真的会去查找。”更没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外甥女赖因哈特夫人，并且发现了尘封59年的《拉贝日记》。
赖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据张纯如留给她的地址，给朱成山寄来了拉贝的资料。朱成山赶紧请人翻译，并对资料的内容和真实性做了研究和考证。在这一过程中，赖因哈特夫人受到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陈宪中、邵子平等人的邀请，于1996年12月13日，在美国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贝日记》。
后来，纪念馆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从拉贝亲属那里征集了2460页的《拉贝日记》和拉贝收藏的128张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复制件，他当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笺、木箱、烟袋，以及拉贝夫妇的墓碑等一批文物。
《拉贝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南京城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