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的三个基本目标：
（一）确保中国西南边陲之防守，防止日军由此入侵中国大后方。
（二）保护中国经缅甸至外国之陆路交通。
（三）应付日军对缅甸的威胁。（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此目标实难如愿。）
尽管处境艰危，孙立人将军领导的新三十八师却出乎意料地打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寡救众的仁安羌之役。
关于仁安羌之役，可谓众说纷纭。在反复对照所寻得的中英资料后，比较可信的概况如下：
1942年4月14日英军第一缅甸师残部弃守马格威，北撤仁安羌时，采摩托化沿公路行进，但日军214联队提前抄捷径袭击仁安羌，并占领拼墙河推岗（Twingon）渡口公路桥。英军第一缅甸师约4000人后来虽知公路撤退已不可能，但因不愿舍弃珍贵车辆、辎重而涉水突围，遂被阻于仁安羌油田特殊之溶蚀地隙干燥地形。
该役从4月17日英军受阻于510高地起，到19日拂晓国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师长下令113团刘放吾团强渡拼墙河佯攻日军、收复501高地助英军轻装突围止。共击毙日军少佐吉柳仲次以下约500名日军，并救出英方军民约4500人（而非旧说之击毙千余人、救出七八千人），今日就此战斗经过，皆有中美英日四国档案、*可稽。
1942年4月16日深夜，经亚历山大亲历要求，史迪威命令调新三十八师112和113两个团分别驰援英缅第一师和英印十七师，时任新三十八师副师长的齐学启正率领刘放吾的第113团向皎勃东前进，师长孙立人亲率陈鸣人的第112团随后跟进。
4月17日晨，孙立人召集主要军官会议后，派齐学启指挥112团驰往坎纳特、纳貌策应英印十七师；亲自率113团和师直属队接应英缅第一师。
丹青难写是精神（12）
根据刘放吾提出的作战方案，孙立人决定立即夺取宾河大桥，乘敌全力抢救油田设备和分兵围困英军而造成守卫空隙之机，集中全力渡河，夺取南岸的501和510两个高地。遂派113团副团长赵狄率该团第三营、师工兵连、搜索连、谍报队、战炮连乘汽车先行向宾河北岸出发，在肯耶以南占领掩护阵地，侦察敌情地形，相机夺取大桥。孙立人偕刘放吾团长率113团主力和师直属队随后跟进，于当日午后2时到达距宾河大桥约4公里处的小镇肯耶。
占领宾河北岸从大桥到老渡口间约3000米正面的日军，为高延隆中佐所率第214联队第三大队，附轻装甲车队、山炮、速射炮各一队，发现中国军队向河岸运动后，即出动步兵一部，在装甲车的支持下，主动向中国军队逆袭，与华军蒋元连接火，蒋元连后撤，日军跟踪而来，17日下午约4时，与113团第三营主力接战，被三营击败，退回原阵地。
18日黎明前，赵狄率第二营从公路西侧秘密接近桥头堡，第一营从公路东侧秘密逼近老渡口，工兵连准备了渡河器材随后跟进，第三营置于公路交叉口为预备队。师搜索连、谍报队附工兵一排，则已由老渡口东侧在缅甸向导引导下安全偷渡到达南岸，隐蔽在白塔山中。5时，攻击开始，经数小时激战，日军不支，退往南岸，至11时华军完全控制北岸阵地，但向南岸的攻击受挫。被围的英联军也于18日凌晨开始从南面发动进攻，但是没能突破日军的防线。
根据中英两军的协调（孙立人将军与英缅军第一军团长史林姆的君子协议），决定在19日拂晓发起攻击。英装甲七旅所属皇家坦克二营C连10辆轻型坦克和炮兵连4门25磅炮附属中国军队行动。刘放吾团长率第一营、第二营、师工兵连及英军坦克队为右翼，由大桥两侧偷渡至南岸，攻击白塔山南麓公路两侧日军炮兵阵地并以一部伺机攻击部署于白塔山阵地上掩护敌炮兵的日军214联队第三大队；左翼第三营在营长张琦指挥下由老渡口偷渡至南岸，在早前潜入501高地的师搜索连、工兵排、谍报队配合下，向日军214联队第二大队据守的501高地进攻。
19日拂晓，113团及附属部队涉过宾河，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右翼击破敌炮兵和214联队第三大队，敌214联队第一大队一部来援，也被击退；左翼攻克501主峰和四周敌阵，营长张琦阵亡。中国军队两路齐胜，占领屯冈，解救了被俘获的英后勤部队和十三旅官兵，并与突围的英缅第一师部队取得了联系，解围成功。
1992年，仁安羌之役50周年，孙将军已辞世，而当初的英美盟军并没有忘记50年前的日子。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2年4月初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再三感谢时年93岁高龄的中国抗日老将军刘放吾（新三十八师113团团长）于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
1992年6月10日，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致函刘将军：“今年是仁安羌战役50周年，我愿在此向你及你团官兵对英军的支持，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1992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致函刘将军：“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台湾“国防部”在半个世纪后，也给这位老将军补发了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
刘将军与孙将军皆是性情敦厚、淡泊名利之人，对于中国自清朝中叶以来在境外第一次挫败日本军队的仁安羌战役，甚少提及“当年勇”。
孙将军在1988年行动稍得自由后，在一次故友拜访中表明对当年仁安羌之战，仅有一事挂怀，这是一枚在他身边保留了46年，盟军颁给第三营营长张琦的勋章。
张琦营长是追随将军多年的老弟兄，于1942年4月19日攻克501高地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这枚勋章随着将军到了台湾，也随着将军幽禁了几十年。
在故友的奔走下，终在1988年找到了张琦烈士在湖南祁阳的独生女张锦兰女士，了却了将军一个多年的心愿。
将军晚年对昔日的荣光看淡了，始终尊重的是国家的名器。将军曾郑重表示张琦是抗日殉国的军人，能得盟军追赠勋章，是国家的荣誉。
这篇副标题想了许久，最后决定本着将军所重，定为“两枚迟了半世纪的勋章”，纪念所有在1942年，为国家民族在异域挥汗喋血，献上生命的老兵。
写了这个系列，北宸又给我来了一封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萨，上次写完将军后，想再与你分享一张照片，1944年的一期老杂志上找到的关于远征军的照片，一眼撇过这张照片时，没觉得什么特别，但仔细看了底下的英文批注，才赫然发现这个长相颇为帅气的士兵，身上围的是一面日本旗呢。
我不禁感慨，我们在20岁左右的年纪时，日子过得单纯又幸福，可能会有的烦恼大概是和恋人吵嘴，或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吧。
这张照片却不经意地表现出那个年龄层应有的调皮——将战利品日之丸旗围在身上，匆忙吃完饭后，拿战利品来抹嘴。
与其他荷枪实弹的战争照片相比，这副略带淘气的面容，反而让我意识到，60年前，同样年轻的父祖辈，是怎样用青春韶华换取一份安定太平的。
想到孙立人将军四个子女的名字为：中平、安平、天平、太平，取自“中国安定，天下太平”的意念。
他们那一代人的心里，我想所为的就是这八个字吧。
我衷心感谢北宸，为这八个字的期待——“中国安定，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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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1）
——日据时期的台湾
很多和台湾有关的题材，在大陆都会引来注视的目光，《海角七号》这部电影，一不留神也成了毁誉参半的焦点。于是，北宸的来信中，也提到了它。
北宸的来信
萨：
前晚看了《海角七号》，一开始不太喜欢，觉得剧情乱乱的。
但后来看到北部的开发商与南部的镇长，对着美丽的恒春景色说：“我们不要再分你的我的，这是我们大家的。”
眼泪就不听使唤地流下来了。
后来不停地因为剧情里面的一些小细节而感动，这部影片主要是讲族群融合（本省、外省、原住民、客家人），看完不禁让我想到几个月前马、萧的竞选短片。
从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日本的痕迹，但我想那是很自然的。如果我出生在1930年代，从出生到十几二十岁都说日文，又怎能对自己的过去选择失忆呢？
这些长辈的儿女子孙不免受到日式教育的影响。我有一些女朋友都是这样的家庭背景，说实话，她们优秀的家务能力，时常让我感到汗颜。
我们的大叙述是日帝的野心与残暴，但怎么能要求所有身处于其中的个体必须建立同样的历史回忆呢？
这部片子对大陆朋友来说，可能确实看到不同的方面了。大陆朋友对影片里的日本情愫感到不舒服，而看不到影片主要强调的是台湾的族群融合。而昨天*先生的全文里，提到了台湾主体意识并不等同“*”意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呢。（其实2005年宋楚瑜先生到大陆的演讲，也强调了这一点。）
看到一些大陆朋友在还没有看过《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就把它定位成“媚日电影”，说实话我感到有一点闷心。
必须承认，这部电影不是什么大制作，也远谈不上经典，但不懂为什么要对其中流露的淡淡的日本情愫那么敏感？
萨在文章中曾提到刘永福，他是我们历史课本里的民族英雄，丘逢甲也是，这两位后来都返回大陆了。而更多台湾本地士绅在抗日期间牺牲，却很少被人提及。
几个礼拜前看到一些大陆朋友嘲笑台湾的“便当”两字非常不雅，我都懒得解释了，那是日本字的遗留，50年的殖民，很自然留下的痕迹。
即使被铺天盖地的殖民化50年，中华文化也从来都没有在台湾断过根，对这些可爱的台湾人，大家难道不应该鼓鼓掌？
很少人批判香港人喝英式下午茶是被“奴化”的表现，却常把台湾一些日本痕迹用“奴化”作解释，我以为有一些太苛刻了。
北宸
对于北宸文中的一点幽怨，我想自己是能够理解的。认为台湾人俯首帖耳地接受日本殖民统治，并不是贴切的说法。1915年，仅仅因为毫无依据的宗教说法，讲日本在台湾只有20年时运，斯年祖国大陆的军队将来收复台湾，台湾人民即聚集西来庵，在余清芳领导下发动起义，死难三万余人。
而文化方面的传承，有着更加顽强的根系。之前不久，我刚刚整理了一批在日本发现的台湾老照片。其中，有些照片令我颇为震动。对比杜正胜等人的“去中国化”教育，又让人感慨万千。
台湾的故国衣冠
萨苏
1912年，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日本曾专程组织摄影师到南洋、广东、台湾等地，采访当地风物和人文景观，以台湾部分的内容最为珍贵。虽然日方本意是记录南方社会情况，无意中却留下了当时台湾真实的面貌。毫无疑问，这批照片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烙印。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2）
在这些照片中，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大概是一张台湾当时士绅的正装照。它属于一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这两张照片上标有日文，英文的标题，分别是“台湾艺伎”（Singer of Taiwan）和“土人绅士的服装”（Dressing of a high class in a native），说明其中人物为台湾当时的歌手与绅士。
这组照片中的女歌手，悠闲地坐在竹椅上，手拿羽毛扇，有一种中国南方时髦女子典型的风范。而这组照片中那位当地的年轻台湾绅士，穿的这套服装类似清代官员朝服，是颇具特色的“中式正装”。
看到这张照片，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故国衣冠。
在日本已经占领台湾二十多年后，依然穿这样一套服装，需要怎样的情怀和坚定呢？
我曾把这张照片给一位台湾的朋友看，他也很动感情。这位朋友感叹地对我说：“你看，怎么能说台湾人没有中国心呢？台湾人并不都是*和*啊。”
也许因为被这张照片深深打动，他对我讲起了台湾历史上我们曾经忽略的事实——在《马关条约》出卖了台湾以后，台湾人民为了重归祖国的怀抱顽强地抵抗了数十年之久。
当割台消息传来后，台湾士绅通过台湾巡抚唐景崧多次致电清廷，表示“台湾属倭（日本），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但是，决心割让台湾的清政府，无动于衷，回电训斥唐景崧说：“台湾虽重，比起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