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我的生死派对,我的秘密盛宴,我的冷酷学苑- 第19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巴金身上的说真话、忏悔的意识，也是我敬仰的，尽管我当初批评过巴金，但是，我依然认为巴金是文学巨匠，是中国人求真意志、忏悔意识的象征，所以，我愿意我的小说中也这些质素，所以，我愿意这部小说献给巴金。我把这部小说的出版日期定在11月25日，巴金百岁生日那天，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已经通过有关方面向巴金表达了向他生日献礼的意愿。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小说配给巴金献礼吗？但是我要说，那个最贫穷的贫妇可以向那个古代的拿撒勒人基督献礼，并且得到基督最大的祝福，我也可以。凡是热爱文学的人，无论他是百万富翁还是贫民窟里的孩子，都有权利献礼。在我的意识里，向巴金献礼就是向良知和真诚献礼。我也希望借用你的版面再次表达这种心声。希望你能帮助我。

　　我不知道你问题中的“大众娱乐明星”是否有特殊所指，但是，我愿意说：巴金是我内心最伟大的明星，事实是巴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要远远胜过任何一个当代“明星”。

　　问：你曾经提出繁华盛世最应当引起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文化在精神上整体性的“娱乐化”，而你似乎正成为这一娱乐化的典型代表，你在意别人把你称做娱乐人物吗？

　　如果说，因为此次我被某些“造成”大众的“娱乐”，那么，我要承认我的确已经成了“娱乐”的代表。　

　　但是，我的著作，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小说，都是严肃的，它们来自我的内心，真正读了我的书的人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和我的作品被　“妖魔化”了。

　　问：某门户网站罗列了本年度文坛十大秀手，你名列第三，你同意这个排名吗？你认为作家频频作秀的最终目的是为名还是为利？

　　我只为内心的“真理”而写作。当年我的《悼词》发表之后，也有人把我排在那年所谓十大作秀高手里，谁又知道，当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摸爬滚打了十年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并不值得我贡献一生，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怀着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的心情，怀着和自己的十年青春惜别的心情写那篇文章的呢。今天即使是那个侮蔑我的人也承认我在那个时候是真诚的，我受到了误解。如果因为我说出了真理，说出了那个真实，而受到嘲笑，我并不感到可耻。

　　这个排行帮我也看了，里面罗列了金庸、余秋雨、池莉、石钟山等等，尽管我批评过上述几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我依然必须承认，这份指控他们作秀的排行帮是毫无理由的。池莉仅仅因为自己的小说名中有“快感”和“喊”两个词，就入选了，而另外一个人更可笑，她是因为她的小说中有“乳房”一次，难道这些词是有罪的吗？难道这些词是不洁的吗？难道我们真的不能面对这些我们天天拥有、天天在做的“事物”吗？

　　问：在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美男作家事件中，很多人都无法辨别真相，你认为作家在这样的事件中通常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者只是默认，随便出版社怎样操作，只要有利可图？

　　我没有参与，也不存在“默认”。事实是第四天我就在《新闻快报》表明了“痛恨”，并认为这可能对我的作品构成“贬低”。我之所以没有主动站出来到处喊“反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称呼”本来没有恶意，这一点长江社在《声明》中解释了，编辑打趣和个别记者戏称，都没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尽管我表示痛恨，但是，没有发表反对的《声明》的原因。我不能为这种带着玩笑的称呼，认真去写一份“葛红兵声明”。我想“痛恨”这个词已经可以表达我的态度了。所以，我说我不会跳出来“反对”。但是，“痛恨”加“不反对”并不能推出“默认”、“合谋”来。如果我遭到某个人性骚扰，我会表明我“痛恨”，但我不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专门去做反对“性骚扰”的工作。没有那个时间。更何况，当时并没有人是在故意恶炒“美男作家”。这个称号后来广泛传播，里面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出版社也在纳闷。

　　我早就知道，这个“称号”对我有害，而不会有利“可图”，我从中能图到什么“利”呢？“名”是一个坏名，我不需要这样的坏名，“利”也是没有的。　

　　许多人认为这可以促销我的书。这是误解。

　　首先，就一般知名度而言，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我已经拥有相对知名度和固定读者群，并不需要“美男作家”这种完全是另起炉灶的“抓瞎”宣传，这就像金庸如果出一本新书，绝对不会在“武侠小说作家”之外，突然策划一个“香港报业作家”的宣传方略一样。尽管我没有金庸的知名度，但是，这种道理是一样的。我很清楚我的读者群在大学生和热爱思想一些中青年读者中，如果要我自己设计宣传思路，我会有针对性地对这个群体做宣传，而这个群体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美男”、“情色”，是“思想”，是“智慧”。

　　“美男作家”的宣传完全是抓瞎，它会让我失去大学生读者，而又遭至其他读者的抵触。

　　我非常清楚宣传对书的促销是没有根本影响的，宣传只能让读者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读者是否买这本书。我就是绝对不相信宣传并且对宣传反感的读者之一，我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就去买一本自己不需要的书，更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而去每一本和自己的趣味及阅读标准相抵触的书。

　　第三，我是有职业工资收入的人。这个书的版税，对我来说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价值。真正的明眼人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也算圈内人，对稿费很了解。在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通过图书版税致富的，我本人也没有这种企图。纸面文学已经衰微，靠图书版税致富，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是影视网络媒体时代，纸面文学已经不是主流艺术样式了，这个我在几年前就写过文章，我认识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在肇庆讲这个发言，有人批评我悲观。实际就是这样啊。二月河、池莉他们都不是靠图书版税致富的。

　　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是为了自我治疗，为了阐明我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进而更多地理解文学，我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不关心读者。要一个大学教师为了钱写小说是非常荒唐的。

　　写一个小说要用两年，而这个小说的版税却不会超过他几个月的工资，何苦呢？我不可能荒唐到连这点都想不通。

　　问：这个小说是怎么写起来的呢？

　　这个作品构思是在前年冬天。我哥哥病得非常重，我也病，在上海西郊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养病，那个时候，天气真的很冷，想一边养病，一边写《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引言，但是，胃痛，加上身边没有资料，什么也做不了。这期间除了早就约好的给一个朋友的画展助势，出了个场，一个月几乎没有出门，但是，只写了两千字。　

　　有天晚上，吴炫喊我、杨扬、郜元宝、王宏图等几个人吃饭。席间还有南京来的两位朋友。　我就去了，那晚大家很愉快，那晚我对杨扬和王宏图说，我在写一个书，《个体及其在世结构》，想看看人是怎么活在世上的，写写这个年龄段对生命的理解，不过很难，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力气把握，很苦恼。王宏图听了，就说：“你不是写了《我的N种生活》吗？那种语言很好，干吗要逼自己？”结果，那晚结束以后，回到西郊我那个朋友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就真的写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说怎么会和情色有关联呢？它和“疾病”的暗示和隐喻相连，不会有情色。这个小说又怎么和金钱有关联呢？金钱能改变人的命运？

　　我把这个小说看作是命运给我的礼物。它对我是一个拯救。

　　不过现在，对于《沙床》和关于它的一切，可能我是最不关心的人。事实上这个小说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要认真地说：我不关心《沙床》的销量，它对我的经济价值非常有限，我没有必要费力去做这些事，《沙床》的实际销量对我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意义，我没有必要去“合谋”。　事实上我没有向出版社提什么高额的版税、首版数的要求。当初，长江社，也不是给我条件最好的出版社。所以给长江社，是因为我相信长江社。事实是，从长江社的《声明》来看，它是对作者负责的。为一部作品以出版社的名义发一个声明在长江社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也相信长江社的解释。在这种前提下我还要怎样呢？　

　　我要重申一遍：我不为利写作。看了这个书的人应该看得出来，我目前的精神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问：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作家使出浑身解数，频频出招作秀，这究竟是文学最后的出路还是文学正在走向死亡？

　　我不认为作家在作秀。我说了，那个作秀排行帮是对作家的误解。难道你人物余秋雨、金庸他们真的需要通过作秀来卖书吗？难道金庸和余秋雨等真的那么蠢吗？金庸捐出了价值数百万甚至接近1000万的房子，这样的人真的要通过作秀卖书吗？

　　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文学不需要出路。文学将永远如此：只是部分爱文学的人事情。文学不必到不爱文学的人那里去找寻出路。就向音乐不必到牛那里去找市场一样。

　　问：许多人认为，在这场关于美男作家　的炒作中，你是最大的获利者，但也有人替你可惜，你自己觉得你是受益者还是被侵害了？

　　我是直接受害者。

　　本来这件事原本没有什么意思。我一直低调回避是因为我觉得无聊，我以为这件事会很快过去。但，事实是浪头越来越大，矛头针对我个人人格了，人身攻击也来了。我希望这一切很快结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沙床》是一部严肃的知识分子小说
文/　李南君

　　知识分子往往作为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也就成了他所处时代和民族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人们对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一直是寻此路径展开，并决定它在文学史上的位子。从鲁迅写《孤独者》、《在酒楼上》始，到新生代作家批评家葛红兵教授刚刚出版的《沙床》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学的天宇行走了近百年。

　　让我们扫描一下百年知识分子精神的版图吧。鲁迅笔下那些独战多数的英雄魏连殳和吕纬甫等，在革命退潮后，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封建传统压力下，“象一只蝇子飞了以小圈，由回来停在原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生命”，在“进”和“退”中，鲁迅揭示了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和危机。40年代，以钱钟书的《围城》为代表，用讽刺和诙谐的笔调，从道德的角度描绘了抗战时期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洞穿了受传统封建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夹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80年代初，以张思远和章永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对自身的苦难历史和伟大人民血肉联系的反省中，演绎了肉体、精神和政治生命三重获救之源。90年代的文人“庄之蝶”（《废都》）离开黄土地来京西，堕入了旧时失落文人寄情声色游戏，揭示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身份失落的“精神之废”。葛红兵的《沙床》则以自传手法讲述了一名青年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多名恋人之间复杂的情欲故事，对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生活状态和思想特征作了深刻描写和大胆披露，从而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作了一次惊世骇俗而真切生动的封镜。

　　《沙床》是一部严肃的知识分子小说，它的意义或许只有在同类小说的历史比较中才能显示出来。90年代以前的小说，知识分子由于是作为时代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的标本，他们的身份往往被政治和世俗道德等行而下的意识形态风干，被泛普化了。我们无法找寻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失声的，假形的，无性的，因而极易遁入虚假的意识形态：身心分离。《沙床》则绕过了这种危险，把知识分子还原成“诸葛”这样年轻的哲学教授，从他的情欲生活切入，以性为叙事焦点，展开了对“身体”这一具有人类本源意义的重新发现，达到20世纪来中国以文化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反叛　，颠覆了套在人类身体之上所谓的爱情、婚姻和道德真理等虚假意识形态。借诸葛之口道破了这些常识：爱情就是寻找那一刻的温暖，个人之爱应该让位于对人类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