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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班上有个叫任建华的团员私下表示，我看不出万明怎么反动。杜恒昌还在团组织生活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团员。工作队感觉杜恒昌政治上可靠，根红苗正，沉稳成熟，经常让他参加一些秘密会议。他最大的特点是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嘴巴严，谨言慎行。
“四清”结束后，全校发展了一批优秀学生入党，高三一班入党的就是团支书杜恒昌。
恒昌入党，众人皆服。记得在发展大会上，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年轻人都比较狂，不轻易服人，但大家对杜恒昌入党都心悦诚服。恒昌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他那不善言辞、局促不安的神态，给同学们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学校干部子弟很多，却单单把杜恒昌树起来，成为同学的楷模，不是偶然的。他这人不走极端，不锋芒毕露，不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群众威信高，各科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
“四清”后，杜恒昌与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开了距离，跟他们说话时面容严肃，没有笑意，他那总微笑的眼睛变得冷漠。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同学之间被人为地划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出身好的，一个是出身不好的。
◆“*”中杜恒昌（左二）与同学在天安门前1966年“*”开始。中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炮轰校领导。以往经常在大会上出头露面的杜恒昌似乎沉寂了，消失了，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6）
六中一向很“左”，填出身也讲究级别，父亲官儿小的不能填“革干”出身，必须是13级以上才能算“革干”。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就曾被六中红卫兵打了一顿。因为别人问她：你什么出身？她说革命干部。六中红卫兵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按照六中红卫兵的逻辑，家里起码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干部才能填“革干”。一般县团级的干部不许填“革干”。
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儿子傅立也在六中挨了打。一天他在操场踢球，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说：“革干。”红卫兵马上抽他一皮带：你算什么“革干”？
他只好改嘴：旧军人。
红卫兵说：好，就打你个旧军人！
无缘无故给他抽了一顿。
杜恒昌出身“革军”，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所向披靡，被中央誉为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可杜恒昌参加红卫兵后，表现却相当低调，不显山露水。六中红卫兵到社会上抄家，打五类分子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抓捕痛打学校附近的流氓，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打砸抢中央音乐学院，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他仍没有参加。
比如他与万明是一个班。“*”开始后，六中红卫兵把万明抓了起来，关在小牢房。一些学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除了口头批判辱骂万明外，还一次一次地打他。可杜恒昌却从没斥责过万明一句话，更别说碰他一下。
万明说：在红卫兵打人最凶的那一段，杜恒昌是少数没训过他、骂过他、打过他的红卫兵。万明感到奇怪，杜恒昌对他这个“反动学生”的罪状知道的最多，“*”前就跟他划清界限，彼此不来往，为何“*”中却表现出少有的消极？
虽然“*”后杜恒昌这个校领导的红人不再那么风光了，靠边站了，他并未因此而去拼命巴结迎合学校的那几个“左派”高干子弟。他也没有拼命揭发校领导，来赢取“左派”头衔。不，杜恒昌从来没有。他变成了很不起眼的普通群众，不出头，不上台，不打骂黑帮，只是默默地观望，默默地思索。
◆曾与杜恒昌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战友们与杜恒昌的父母急风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杜恒昌的善良本性在“*”中表露无遗。他不渴望当积极分子，没有参与批斗“四清”中自己整过的反动学生万明。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被统统称为“狗崽子”。可杜恒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也没有说过。他对出身不好的人敬而远之，却客客气气。
他对任何人都不落井下石，包括万明，包括被夺了权的黑帮校领导。
他出身革命军人，正牌的老红卫兵，完全有资本与那些高干子弟一起去冲锋陷阵，大杀大砍，可他非但没有，还对红卫兵的很多偏激行为看不惯。红卫兵抄黑帮校领导王延春的家时，他特地叮嘱：不要打人，要登记，有个清单。
1966年8月，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所谓的流氓押到学校，剃阴阳头，拿皮带抽，还让男女彼此亲嘴——你们既然是流氓，就流氓一下嘛！不亲就打，亲也打。
万明看见了这种情景，气得大骂：“什么红卫兵，流氓！”
为此，万明被六中红卫兵视为眼中钉，把他抓起来后打个皮开肉绽。因为万明是全校人人喊打的“反动学生”，一时间在六中，对万明的态度成为检验你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可杜恒昌却对万明一声不吭，连张大字报也没写过。如果想表现的话，他整万明是很方便的。他是万明的团支书，对万明的“反动罪行”了如指掌，当万明遭到全校红卫兵万炮齐轰时，他完全可以随大流，揭露几条万明的罪状，可他没有。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7）
在他的影响下，高三一班同学在“*”中表现平庸，斗人、打人、整人方面都没什么特别的建树。
不打人本来算不上优点，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但在六中这个以打人为革命，以打人为时尚，以打人为光荣的特殊环境里，打人成风，打人成了潮流，连最老实善良的学生也沉溺于打人，结果不打人就成为一个很难得的优点。事实上，当时打人是受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默许的，因为江青等人一再赞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正是这些红卫兵小将的手上沾满鲜血的时候。
那时候，打坏蛋成为中学生最美好的娱乐和人生体验。年轻的红卫兵没事了就到学校，把黑帮带到僻静处，打一顿，舒服舒服。用拳头打嫌手疼，大都用皮带、弹簧锁、木枪。有一同学（金××），要到外地串联，临上火车前，还特地来到学校打黑帮，过一下瘾。这些孩子“*”前没机会打人，打了要受批评甚至处分，“*”中没人管了，特别快活幸福。他们发明了很多法子：用木枪打膝盖，油漆涂脸，火烧头发，板儿带抽，戴上拳击手套打，坐土飞机。高三同学宋士琦就被坐了土飞机，四个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后自由落体摔在地上。几下就把他的肾摔坏，尿血。
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音乐教室建立了“牛鬼蛇神劳改所”，打死本校师生三人，伤数十人。打的全北京赫赫有名。前来参观的外校红卫兵络绎不绝。
六中的原党支书汪一净，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四清”中就给撤职了，“*”中又给揪到六中。老太太给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六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焦庭训不断挨打。死前那个晚上，斗他到半夜，次日早晨被人发现头朝下扎在一个装糨糊的大缸内。
六中附近的居民何汉成被六中红卫兵绑架毒打后，在劳改所半夜死去……
就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9月6日“中央*”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视察了六中，对六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此时六中的劳改所已建立了近一个月，打死多人。结果六中红卫兵兴高采烈，为“中央*”支持他们搞“*”无比激动，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1966年9月28日，高三二班学生王光华被六中红卫兵打死在“牛鬼蛇神劳改所”。同年10月4日，已80多岁的退休工友徐霈田被六中红卫兵毒打折磨后死亡。
万明因为胆敢和王光华等三个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私自外出串联，回来后马上给关押起来。他被强迫给红卫兵磕头。某红卫兵拿菜刀，横着给万明嘴巴来一下，当场把他门牙打掉。接着用木枪抡着打，直到打折了为止。接着下一个人再用木枪打，再给打折了……这么一轮一轮地打，直打得万明昏死数次，尿血。
◆杜恒昌和同学们在英雄纪念碑前王光华的惨死激起了六中同学的强烈反响，很多人都看不惯了，杜恒昌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同学俞维中、郭铁民等人特地到北京市革委会接待站反映六中红卫兵乱打人的问题。
他回到家对母亲气愤地说，这么乱打人，把政治运动庸俗化了！
杜恒昌虽然也非常渴望革命，笃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但他“*”中没有打过任何人，没碰过任何人一下，哪怕这人再坏，再反动，也不动手打。他对暴力毫无兴趣，从不想借打人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革命形象。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8）
“*”中，高三一班表现较好，没怎么打人，对老师比较尊重，甚至还和老师有来往。这其中都有杜恒昌的作用。
六中私设监狱，不但打死老师，还打死了本校同学，这在北京中学里破天荒独一份。但在“中央*”所支持的六中的*中，杜恒昌手上没沾有一滴鲜血。所以六中的一位老红卫兵，原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的儿子冯从光感慨地说：得亏我们六中红卫兵还出了一个杜恒昌，出了这么一个英雄，否则，我们六中红卫兵就真没好人了。
……
杜恒昌非常老实，借了别人任何东西一定要还，决不会忘记。“*”串联时，他到外地借的公款后来全部偿还，没沾公家一分钱便宜。当时红卫兵外出串联借钱者居多，还钱者少之又少，估计百分之一不到（作者也曾借过两次钱，全没有偿还）。当时谁还钱，谁会被同学们认为是傻瓜。
早在高一时，杜恒昌就表示过要上山下乡。那时候学校曾请知青典型董家耕来作报告。
◆杜恒昌去内蒙古插队前在六中校门口合影1964年暑假，校团委委员侯荣彬响应党的号召，到京郊农村插队落户。他和杜恒昌同一宿舍，戴着深度近视镜，曾回校作过报告，并乐呵呵地问杜恒昌：怎么样？毕业后找我去吧？杜恒昌当即表示：去！一定去！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
同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
同年10月9日，北京第25中学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发，《人民日报》等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所以不久后内蒙古锡盟来北京招人，杜恒昌在全校头一个报了名。他决心履行诺言，奔赴内蒙古牧区插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北京大部分中学生对最后怎么分配都还不清楚，相当多的人都在观望，不敢轻易离开学校上山下乡，怕错过了更好的出路。据六中初三同学熊六飞讲：他报名去内蒙古时，军代表告诉他学校还有一个人（即杜恒昌）也报了名。全六中就他和老杜两人报了名。
杜恒昌对军队的感情很深，当然也很想参军，但看完了北京中学生曲折一行人自己闯到内蒙古草原的通讯报道后，他也决定去内蒙古。按他的条件，共产党员，公认的好学生，完全可以留校或参军。可他插队热情特别高，发自内心要去，自觉自愿要去。别人上山下乡好像都有一点点不情愿，勉勉强强，他不是。
1967年11月16日那天是他们这批人出发的日子，原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体宣誓，但欢送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他们没有宣誓成。
那天，杜恒昌很兴奋。望着拥挤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前来送行的青年人，谁能不激动？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这400多人分乘几十辆大轿车奔向张家口。到锡林浩特后分成两路，大部分去了东乌旗，只有68个人去了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
二
杜恒昌等18个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到了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泰勒木分场。这地方在场部以北15里，仅有几间房。
据知青郑桂媛回忆，刚认识老杜，他就跟人讲风力发电。分到分场的第一天，大家挤在屋里喝茶。小油灯下，黑糊糊的。大多数知青彼此都不认识，沉默着，只听外面寒风嘶吼。杜恒昌突然说：这么大的风，我们可以搞风力发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电，再不用点煤油灯了。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9）
老杜扯出这个话题后，熊六飞也跟着白话起来。他们热烈探讨起风力发电所需的设备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