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夜与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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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夜与雾-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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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其实已无固定之法。换句话说,由教戏延伸出来的传承概念,已经被迫作出调整——连创作人自身也不相信过去的大套行得通(电影中以曾志伟劝一众学生早早结束明星梦为隐喻),而对新系统的戏剧方法其实也不以为甚(《戏王之王》中的讲师角色,其实也属被嘲弄的对象之一),所以背后可说充分反映出一种价值动摇的想法。

尤其是联结起两作均为喜剧来并观——喜剧从来都是港产片的杀手锏,然而近年最不成气候的也是喜剧这种类型片。能够屹立不倒的周星驰早已放弃本地化的喜剧特色,把喜剧语言提升至国际共通的层次,上次的《功夫》早已把李小龙、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库布里克乃至《魔戒》的电影语言共冶一炉,现在连《长江七号》亦有向ET致敬的场面。由此可见,世界显然已经变了,而香港创作人对喜剧的承传担忧,其实更加早已溢于言表。

第34章 由《海角七号》引申的港台对照

或许因为《海角七号》在台湾太成功了,所以来到香港便令观众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期望,我认为对电影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心知肚明,台湾的本土电影工业经历多年的困窘后,对任何稍有市场意识的主流电影,都不期然会有不相称的赞誉,所以面对如《中国时报》社论式的外行人妄加推崇,有识之士自然只会一笑置之。正如2005年陈正道的《宅变》,也一度唤起台湾商业恐怖片的抬头呼声,然而看过后的观众,大抵都知道不过停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制作的二流港产恐怖片水平罢了。

一、台湾电影的易容求生

事实上,我想首先指出《海角七号》绝非凭空从天而降,过去数年台湾在青春类型的探索变奏上,已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不用说2008年的《九降风》、《海角七号》及《渺渺》,过去曾经在香港公映的已有《蓝色大门》、《夏天的尾巴》、《盛夏光年》、《17岁的天空》、《不能说的秘密》等,全是歌颂青春风情的作品,而且往往以浪漫纯爱路线为主。若然更仔细地回想,不同台湾创作人其实已在青春范畴做越界的易容变化——2007年周美玲导演的《刺青》是明显的例子,把同志与惊栗两大类型元素融入文本(青春同志元素是近年台湾片的必杀技,由《17岁的天空》到《盛夏光年》乃至最近的《渺渺》等,均不约而同以青春激情及性向疑团为中心,甚至成为香港的新一代——尤其是少年同志,肩负起青春宣言发声的角色)。即使《刺青》不过借日本的“刺青”原型谷崎润一郎的《刺青》可说是“刺青”类型的原型,故事大致讲述一名画师,因为看上了一名女子拥有美好的背部肌肤,于是把对方监禁起来,强迫在她身上下针刺画。是的,心水清的读者应该知道这就是情色作“禁室培欲”的原型布局。事实上,日本新浪潮黎明期的闯将增村保造就是“刺青”系的专家,他既曾把谷崎润一郎的《刺青》(1966)改编成电影,而且再拍出相若题材的名作《盲兽》(1969)——作为“刺青”的原型,其中已奠定了两大特色:一是当中存在由受虐转化为共虐的沉溺转化,原先的受害人在受虐过程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因为出现愈堕落愈快乐的倾向。二是范畴本身一定涉及艺术上的探求(《刺青》为人体刺青,而《盲兽》为人像雕塑),于是为沉溺的转变提供了多一重形艺合一追求的深度。

为幌子加上通俗剧的包装,以表面上耸人听闻的女同志的纠葛情缘作招徕,大体上已清楚让人看到在窄巷中回旋的企图。至于同年陈怀恩的《练习曲》,更造成一时的话题,通过主角乘自行车在路途上催生的成长主题,其中由对创作的追求、对同代人的家庭破局、对忽然偶遇的情感刺激、对环保议题的思考、对亲人故土的地缘宗教反思、对原居民的手艺探寻及对老人家的权益静观等,显示出拓展青春范畴的气概。即使有如此或如彼的得失,我仍觉得不失为有心的碎步尝试。

二、《海角七号》的日本方程式

面对眼前的《海角七号》风潮,我提不起劲乃因它的死穴——原创性极低。我的意思并非指它在抄袭任何故事情节,而是它背后的方程式构成,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穿是从日本电影而来。日本由20世纪90年代的《五个光头的少年》(1989)开始,历经《五个相扑的少年》(1992)的成功爆破勇创票房高峰,把一伙不成器的人生落水狗组成神话的建构程式,已几遭不同形式的变形衍化,由《击浪青春》(1998)及《五个扑水的少年》(2001)中正视失败的“神话”价值(付出努力不一定得到回报),乃至在集体铺排基础上再如《乌冬厨神》(2006)般予以分体解拆(集中主角在外闯荡失败后,回到家乡利用乌冬热潮以图东山再起的投机心理,从而最后带出必须苦干的反省)等——简言之,在日本的电影族谱,就相关的范畴已经作出了多重的变奏演绎探索。

回到《海角七号》,大家都很容易看到,它与世界电影文化发展的同步性极低,直接而言就是远远落后于相关议题的电影处理水平。当然,我认为方程式创作本身并不是坏事,尤其是注入在地化的影像元素后,必定可以产生同感共鸣,这也是电影前半段的诱人之处——恒春小镇的风情,加上清新的大自然景观气息,一定可以予人好感。电影的崩溃点在友子与阿嘉的感情线上,那一场酒后上床的安排,基本上决定往后的发展,肯定会牵强得溃不成军。作为同样成为两地本地电影票房的强心针及爆破点,我得坦言《海角七号》远远较日本当年的《五个相扑的少年》逊色得多。

三、当前港台青春片对照

《海角七号》让我想起港台之间青春电影的有趣对照观察。香港的电影业早已进入冷冻期,电影制作数量已大不如前,其中又以青春片的萎缩,较其他类型片来得更加明显。虽然2005年一度出现过小阳春(《b420》、《非常青春期》及《17岁的夏天》),但始终也无复20世纪80年代青春片的蓬勃气候,而近年更被叶念琛包揽了青春片的市场——他的《独家试爱》(2006)、《十分爱》(2007)及《我的最爱》(2008)三部曲,均一再说明今时今日的青春片,不能再走纯爱式的阳光浪漫结合路线,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青春”恋爱关系,才是香港年青人的心头好。

反观台湾的电影业虽一早已长处严冬期,但青春片却是唯一保持生命力的“主流”片种——不用说今年的《九降风》、《海角七号》及《渺渺》,曾经在香港公映的已有《蓝色大门》、《夏天的尾巴》、《盛夏光年》、《17岁的天空》、《不能说的秘密》及《练习曲》等,全是歌颂青春风情的作品,而且亦以浪漫纯爱路线为主——两地所走的方向俨然有南辕北辙之别。

更有趣的是,《海角七号》及《渺渺》更进一步摆明车马,把日本作为纯爱想像的老家——我认为这一点还算诚恳,因为它们的原创性甚低,从日本纯爱电影中借鉴的痕迹可谓路人皆见。两片于情节上的异地恋,大抵也是创作人哈日表白心声(前者的老婆婆友子与日本男友,相对于后者渺渺的痴呆奶奶及台湾初恋记忆)。其中两片不约而同,把最浪漫动人的对白,全以日语对白念出(两者竟然不约而同均以一场祖母辈的异地恋,来作为与今天年青人恋曲的原型对照,巧合程度绝对出乎观众想像之外)。

《海角七号》完全没有交代阿嘉懂得日文,邮件中的内容仿佛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自动对译于角色的脑海中;《渺渺》中渺渺亦在卡拉OK房中,借酒消愁来大放日词——两者均很明显是企图利用日语来产生陌生化的作用。这种隐藏于台湾新一代创作人心底里的集体潜意识,我认为作为现象观察更加趣味盎然。当台湾刻下不断把《海角七号》附加上政治意含的解读,尝试作为台湾风土人情的自立影像见证,但受众又对日语文化的膜拜,毫不腼腆悠然自得琅琅道来——背后对矛盾视若无睹的理所当然态度,确实令人眼界大开。至于台湾电影把日语作为陌生化的浪漫寄托语言媒介伎俩,其实对香港观众来说并不新鲜——容我直接指出,香港创作人其实也“不遑多让”,不过我们是以华语取代日语,具体例子就是《十分钟情》中由黄精甫执导的《清芳》。

第35章 想一想电影奖

因为《香港电影》计划打造年度华语电影的新奖项,而且以日本《电影旬报》的方式为蓝本,也因而促起一些关于电影奖项的反省思考。当年,说参考“电影旬报奖”也不过笼统的说法,早在《电影双周刊》的年代,其实已有由影评人一人一票且刊行投票名单的类近形式,所以说凭空而来全无本地痕迹也不符合事实。

一、日本“电影旬报奖”

只不过我想先比照一下《电影旬报》的例子,其实也不无正面作用,或许可以拓阔一下大家的思维,从而把一切尽量朝完善化的方向调整。“电影旬报奖”无论在年度十大及不同的个人奖项上(现设有导演奖、剧本奖、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男新人及女新人等八个奖项),均采取记名且作全面公布的方式进行,每位评审亦有若干的文字篇幅,可以粗略地说明一下个人决定的因由,而杂志会在每年的2月下旬号予以公布及披露赛果。

事实上,在日本的四大电影奖中,“电影旬报奖”的确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其中之一大因由是历史使然,它首创于1924年,较美国的奥斯卡还早了三年,所以日本的电影史家如田山力哉等,也沾沾自喜把“电影旬报奖”定位为世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事实上,80年过去了,过去每年十大日本电影名单片目,的确为日本电影的发展,作出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贡献。对比起其余的三大电影奖,“每日映画竞赛奖”始于1946年,“蓝丝带奖”始于1950年(最初名为“日本映画文化祭”),“日本Academy奖”始于1978年,很明显从江湖地位上去衡量,均有一定的距离存在。

更重要的对照地方,是“电影旬报奖”坚持以影评人为主的投票团成员身份,一直起了确保清流的中肯独立声音所在。事实上,除了历史感的差异外,其他日本电影奖也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一些争议,令到社会上对它们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以“蓝丝带奖”为例,因为评审团由一众娱乐小报的电影版记者组成,包括如《东京Sports》、《东京中日Sports》及《日刊Sports》等,自然令人留有戒心。事实上,过去亦有演员豪言自己肯付钱,就可以把“蓝丝带奖”买回来,那自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至于一切仿效美国奥斯卡而设的“日本Academy奖”,原意是为业界提供一次由业界人士选出业界优秀作品的机会,但反过来因为太多成员从属于各大电影公司,因而令到奖项被大公司垄断而失却说服力,可谓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其中一个关键,是没有采取自负己责的公开投票名单记录制度,于是令投票人不用担心自己被公众看穿底牌,因而也放下戒心。事实上,不公开投票记录的安排,在不同奖项的安排上都是死穴之一。今届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英格兰足球先生荣耀,竟然落在全季正选出场仅得十二次,而且只有一个入球的曼联老将杰斯身上——正好天下乌鸦一样黑地说明了,所谓的专业构成投票团队其实也不可相信(英格兰足球先生也是由球员本身投票选出的奖项,理论上是最“专业”的一个奖项),必须要用制度去确保人性的阴暗面不易流露出来;甚或倒过来说,让公众更容易及清楚看到投票者的人性阴暗面。

二、狮子山下精神取胜

另一方面,金像奖近年流露的工业情意结也益发明显。2010年举行金像奖,成为大赢家的两出电影,一是业界北上合拍成功得来又保留香港色彩之作,一是香港地道“刀仔锯大树”之神话代表。两出电影也有指导性的作用。

自从香港电影业走下坡,金像奖更起了鼓励业界的作用。叶璇得奖,未必因为《意外》是她最好的作品(论角色设计,她去年在《复仇》演性感孕妇肯定占尽先机;论发挥空间,《头七》中的多面妇人恰好是考牌之作,无论如何均已经令人眼前一亮),但观其在2009年出演的作品有达八出之多,就可见去年最努力勤奋的香港女演员非她莫属。她的情况就有如《十月围城》横扫大部分的技术奖项。《十月围城》多由香港资深的工作人员担任幕后岗位,如今获奖,当然是能力的肯定,但更重要是要表扬多年坚持努力,完全没有一刻放弃香港电影的人士。

《岁月神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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