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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早年间弃文从武，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后随吴长庆进朝鲜*“壬午兵变”，以其才干初露锋芒。到了1895年，袁世凯因荣禄、李鸿章的奏派，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聘请德国教官，采用德国操法，所练新军纪律严整、战斗力强，在当时颇有影响。不过此刻袁世凯的职衔不高，他的顶戴只是三品。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袁世凯既是发起人之一，又是积极的参与者、赞助者之一。
1895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第四次向皇帝上书，各处衙门都不为他转递，是袁世凯帮他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才将上书转到光绪的案头。袁世凯自己也上书，阐述他对用人、理财、练兵的主张，他的主张很务实，操作性强，他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在一省或数省先作试点，循序渐进的进行革新，待成功之后，再推向全国。袁的上书是先给翁同和的，请求翁同和呈给皇帝。下面是袁世凯第二次上书的部分内容：
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贵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审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嘶灭，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反上白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图是新，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
从这段内容中不但能看出袁世凯强烈要求变法的思想，还能看出他脚踏实际，反对急躁冒进、欲一朝一夕除尽积弊的书生想法。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2）
袁世凯被光绪帝升了官，回天津小站，将离开北京时，康有为也为他摆酒践行。在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更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维新派关系的密切：
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康有为）与梁（梁启超）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犹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康即起身命仆（仆：毕永年自指）随至其室，寻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然仆终疑袁世凯不可用也。”
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所以说，袁世凯不只是和变法派来往密切，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一派的人。
光绪变法到了关键时刻，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疯狂反攻，光绪欲开懋德殿，引起了慈禧的严重不满，形势严峻，而赞襄他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均为一介书生，力不从心，难以帮助光绪帝摆脱危机，这时康有为谭嗣同才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以便缓急之用。
在戊戌政变即将发生之时，北京城内风声鹤起、谣言乱飞，宫内太监受命对光绪进行监督，光绪皇帝预感到将有大变故，却无能为力，因此焦虑异常。阴历七月三十日，光绪托军机章京杨锐带密诏出宫给康有为等，说自己处境艰难，要康有为等筹思良策，这道密诏由于写在衣带上，后世称之为衣带诏。八月2日（阴历，下同），光绪又颁明诏，命康有为速离北京，南下上海办报。此明诏之后，又有密诏，催促康有为快走。康有为接诏后与梁启超等在寓所内伏地大哭，他们从两道密诏中亦能推测出光绪帝的处境极其危殆。此时谭嗣同挺身而出，愿见袁世凯，说服袁世凯带兵进京勤王。八月3日，谭嗣同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下榻之所法华寺，以光绪密诏示袁，要袁世凯带兵救皇上囚慈禧，袁世凯应诺。
谭嗣同去见袁世凯，要他救光绪，是顺理成章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病急乱投医，是莽撞，因为袁世凯本身与康有为、谭嗣同他们就是一伙的，他们都是维新派。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也就是希望袁世凯能在维新大业有缓急时，袁世凯能够挺身而出。
二．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
一直以来，史学界认定是袁世凯的告密才导致了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皇帝。 认为袁世凯本来就是大奸大恶，答应谭嗣同只是因为害怕谭嗣同杀他灭口。但后来不断有人对此说提出疑问，因为此说的疑问也的确太多，不能自圆其说。
疑问之一，袁世凯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告密。
传统的说法是八月三日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光绪密诏后，约他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擒杀慈禧。袁世凯惊疑不定，问：“为什么要杀太后？”谭嗣同说：“不杀她变法就无法进行，这是已经商定了的办法。”袁世凯不愿意杀慈禧，脸有难色，谭嗣同就说：“你不杀也行，你只要围住园子就行了，我自能安排杀她的人。”袁世凯犹豫不决，但看见谭嗣同衣服内鼓囊囊的，似乎装着凶器，谭嗣同又声色俱厉，说：“报君恩立奇功成大业在你，贪图富贵告密害天下也在你，你自己看该怎么办？如不允，那我就死在你面前！”袁世凯害怕谭嗣同身带凶器铤而走险，于是佯装大义凛然，说：“你以为我是何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止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当有益于君国，必当以死报之。”谭嗣同以为袁世凯真的答应了，就放心地走了。哪知袁世凯在八月五日廷训之后，回到天津，就立刻找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告密，荣禄当即乘火车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密，慈禧大怒之下，于八月六日凌晨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3）
仔细一想，这个说法太经不住推敲，袁世凯如果存心告密，为何不在北京时就告密，在北京他认识的王公大臣不少，比如坚决反对变法的刚毅、杨崇伊等，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告密？
疑问之二，以当时的火车速度，袁世凯在光绪召见完后乘车回津，车到天津，就是傍晚时分了，再去荣禄府上告密，就该是晚上了，荣禄听完，时间应该更晚。可当时在晚上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没有火车运行，因为当时的铁路条件很差，不能晚上行车，荣禄即便身为总督，也无法连夜赶到北京去告密，那么荣禄是如何把消息带给慈禧的，如果说是发电报，当时慈禧假意归政光绪，将她装在颐和园的收发报设施已经拆除，荣禄又如何发报给慈禧？这么重要的消息，他只能密报，绝对不敢使用电报局的系统明码报告。
疑问三，假如真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那么，给袁世凯出示密诏，要袁世凯围园杀后的谭嗣同就该是慈禧必要捉拿的人之一，为何在政变发生后，慈禧只下令抓康有为，根本就没有涉及谭嗣同？并且捉拿康有为的罪名轻得很，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这个罪名可比“围园擒太后”的罪名轻得太多。
其实袁世凯面见荣禄告密，事本无可疑，他自己在日记中就这样写了，下面是袁世凯《戊戌日记》的一小段，记述他在受光绪帝召见之后，回天津见荣禄因而告密的情景：
抵津门，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荣禄当时是军机处大臣，兼直隶总督，故称他为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及，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在造详谈。此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倍述。
袁世凯的这个日记补记于戊戌政变发生后很久，新政已经开始实行的时候，袁世凯死后，他的这个日记展转被苏州张仲仁先生所得，民国十五年，《申报》记者从张仲仁处看到这个日记，将之在《申报》上披露出来。在日记中，袁世凯说他在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时，太阳已落，往竭荣禄，便想告密，但因为当时有人不方便，故与荣禄相约明早详谈，第二天早上才将事情全部告诉了荣禄。
袁世凯补写这段日记的时间是慈禧政变之后，袁世凯当然要
说自己如何识大体，绝不会说他完全同意谭嗣同的想法，在当时，袁世凯告密，那就是立了功，所以袁世凯坦然将自己告密的事写了出来，不怕有朝一日被人发现。但他在日记中不经意地露出了破绽，因为第二天早上，政变在北京已经发生。袁的日记中说随后与荣禄妥商办法未果，晚上杨崇伊就来荣禄处宣示慈禧复出训政的消息来了。
袁世凯告密的时间在政变之后这一点，还有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及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为证。综合分析各种资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袁世凯的告密，不是导致戊戌政变
发生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为政变已经发生，袁世凯与谭嗣同商量的计划已经无法实施，并且面临着被慈禧反攻倒算的危险，袁世凯是在无奈之下，这才赶紧告密，以图自保。
想来袁世凯之所以补写这个日记，除过潜意识中为自己开脱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毕竟他的告密使得慈禧的政变扩大，加重了政变后果的严重性，让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喋血菜市口，袁世凯在暗夜扪心自问，心中是有愧的，将自己的不得已之处写出来，能让心理上的压力和愧疚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在日记中将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则是为自己开脱，因为他不敢说自己和康有为、谭嗣同他们联系紧密、是一伙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4）
三．光绪对于袁世凯的恨
虽然袁世凯的告密是在政变已经发生，为谋求治保，不得已下的被动行为，是慈禧雷厉风行的政变所逼，但光绪皇帝并不知道这些。荣禄为保袁世凯，肯定在慈禧哪儿大力称赞袁世凯，说他是主动告密，慈禧在后来训斥光绪时，肯定要拿袁世凯告密的“围圆擒太后”作为光绪的大罪状，因此，光绪皇帝坚信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才导致了戊戌政变，导致了变法事业的终止，导致了自己被幽禁，所以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光绪在被幽禁的瀛台居室内，墙上到处画乌龟，龟背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用竹杖击打，边打边骂。
侍候的小太监问：“荣禄、刚毅等人也害你，你为何只打袁世凯一人？”
光绪说：“荣禄、刚毅本来是太后的人，为太后出力害我，那是理所当然的。可袁世凯是我的人，却帮他们来害我，所以我要斥骂他。”
光绪恨袁世凯的这个道理，似乎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而光绪能说给小太监听，那就是并不隐讳自己对袁世凯的恨，这个恨一直延续了十年，到了预备立宪时候，袁世凯极为积极，宣称：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就是革命党。慈禧让他留京商议宪法内容，这时光绪帝对袁世凯冷冷的说了八个字：“你的心事，我全知道！”
估计袁世凯听了光绪的这句话，心中一定冷飕飕的，有种胆颤心惊的感觉。袁世凯不是傻瓜，他自然明白光绪对他的恨，他也清楚有朝一日光绪复出亲政，他就要完蛋大吉，那么袁世凯除过依仗慈禧外，就是希望尽快立宪，最好是像英国那样的虚君立宪，这样皇上就没有实权了，即便光绪复出，也拿他没有办法。
四．不谋而合的仇敌
戊戌政变之后，袁世凯不得不更紧的依附荣禄，效忠于慈禧，割断和维新派人士的一切联系，生怕别人说自己和维新派之间有瓜葛，但是袁世凯不管怎么装，也无法装成守旧派，也无法和顽固守旧的慈禧的想法一致。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他的做法偏偏和光绪帝的想法暗合。
1900年，义和团兴起，在山东杀洋人灭洋教，越闹越厉害。在洋人的抗议威胁下，慈禧不得不听从荣禄的建议，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命袁世凯剿抚结合，平定山东局势。袁世凯带着他的北洋军就到了山东，对义和团严厉*，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第一流的，直杀得义和团民血流成河，“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北洋军的枪弹下，迅速破灭。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只好逃了出来，到直隶一带发展。
由于义和团打着“保清灭洋”的旗号，致使慈禧生出了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幻想，就发上谕保护义和团，称团民是义民，不许官兵擅杀。直隶总督裕禄就不敢违抗这个上谕，急忙对团民表示礼遇，请他们到总督府设坛，还与团中有权势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