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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计不难破解。况且崇祯皇帝深知“守辽非蛮子不可”。可惜，袁崇焕能够赢得对手的尊重，却赢不了崇祯皇帝的信任。那么，是什么让他非要杀了这个袁崇焕？
原因或许从崇祯的个人性格中寻找到答案。他平边心切，重用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当时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方略，燃烧起他成就“千古一帝”雄心，然而三年过去了，并无建功。这次竟让满军冲撞到京师来。崇祯皇帝年轻气傲、求成心切，性格因素中又有妄想和猜忌的成份，清兵如此一来，让崇祯顿觉中兴大明前途渺茫，因此倍感失落，于是杀袁崇焕也在情理之中。史料反映，崇祯的妄想和猜忌是非常显著的。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还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而言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种对臣子的惩罚恰恰加速了明朝的颠灭。
不管怎么样，史书依然绕不开袁崇焕赫赫战功：他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
＇宁远大捷＇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亲自指挥的宁远保卫战，面对努尔哈赤率领的来势汹汹的十三万八旗铁骑的进犯，小小的宁远城被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城墙外面黑压压一片、漫山遍野的清军虎狼之兵，当时真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而他袁崇焕则巍然屹立在宁远的城楼，声嘶力竭为守城的一万余名将士激励斗志、鼓舞士气。他大声告谕全城军民：置之死地而后生，誓与城池共存亡！
一场惨烈的守城血战整整持续了几个昼夜，同仇敌忾的守城将士竟把曾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十几万大军打的丢盔卸甲、死伤枕籍、大败而归，连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宁远城中红夷大炮发射的弹片击伤挂彩，回到沈阳抑郁而死。
这是在晚明历史上明朝对后金的战争中一次绝无仅有的大获全胜的军事奇迹，史称宁远大捷。袁崇焕从此也威镇边关……
＇宁锦之战＇又过了一年即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雄心勃勃，决心“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自朝鲜回师以后，获悉明军再造宁远、锦州防线的消息后，决定立即出兵宁锦，打破袁崇焕的计划。五月六日，满军自沈阳出发，三路并进，迅速攻占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会师于锦州城下，四面合围。当时总兵官赵率教等率兵三万驻守锦州，袁崇焕及副将祖大寿统帅各将坚守宁远。十二日中午，满军对锦州发起总攻，集中主力攻击城西一隅。赵率教认清皇太极先破城西的意图，急调其它三面守城明军主力堵御西城之敌，以炮火、矢石还击，满军损失惨重，后退五里而营。经十四天激战，锦州岿然不动。皇太极以攻城不利，遂改变战法，诱锦州明军出城决战，赵率教等固守不出，使皇太极欲战而不能，只好移兵转攻宁远。这时，明朝兵部遣总兵满桂率关兵一万赴宁远增援，袁崇焕仍感兵力不足，难以与敌决战，只发四千为奇兵，由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率领东出，击敌背后。皇太极命额驸苏纳率八旗蒙古精骑赴塔山迎战，两军激战于笊篱山，互有伤亡。明军因寡不敌众，退入宁远城。二十八日黎明，皇太极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军进抵宁远。袁崇焕列营壕内，满桂出城二里而阵。皇太极不顾诸将反对，亲率诸贝勒阿济格等攻城，袁崇焕督军用红夷大炮拒敌，满桂等大战城外，双方伤亡相当。明总兵满桂与后金贝勒济尔哈郎、萨哈璘、瓦克达俱受伤。二十九日，皇太极攻宁远不成，回师再攻锦州，由于城壕宽深，天又炎热，士卒多死伤。六月初五日，皇太极从锦州撤围，回沈阳，宁锦之战告终。
两次大捷都以明军胜，而载入中国史册。在明朝一片败绩的情况，能够打出这样的胜利，足以说明袁崇焕能打仗，是大明江山的守护神，民族脊梁。
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个烂透了的苹果。外面有满清这样的强敌，特别崇祯皇帝的对手是雄才伟略的皇太极，虎视眈眈，时不时来咬一口；里面呢烂得更是厉害，朝廷上受魏阉之毒很深，朝臣贪污受贿之风盛行，民间又有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的揭竿而起，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崇祯皇帝一心中兴大明，踌躇满志，姿态是蛮高的，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偏偏自负过分，刚愎自用。或许他只是精于整人，非精于治国。
更可惜的是，崇祯毕竟是崇祯，那时形势已经危急，崇祯对弈的不仅是皇太极，还有李自成。要想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必须要有雄才伟略。审视崇祯皇帝身边，也不缺人才，偌大一个大明王朝，人才济济，而真正缺的是崇祯帝的雄才伟略。说来说去，这个皇帝从来没有信过谁，给毛文龙尚方宝剑，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只不过是信不过。最后，还不是一个一个的杀之而后快。
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皇帝要治一个人的罪，只要金口一开就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封建纲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君臣纲常，是天理，皇帝要杀个臣子根本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三、死后的明朝大局
长于整人却拙于治国的崇祯，杀袁崇焕也大大的花费了一番心思，要扩大影响面，平平民愤，稳稳朝政，也同样消消大明朝的腐朽之气，于是给他贴上个“汉奸”的标签，批倒斗臭，用来匡正世道人心。
中国人是最容不得女人被*男人做汉奸的，这样一来，“奸人”袁崇焕便成为汹汹朝野士人乃至百姓唾液中的舆论热点，一个油尽灯枯的王朝竟然在临终之前，还有本事制造出这么个旷世冤案，令人扼腕。对付这样的汉奸必须用酷刑，只有千刀万剐，一刀一刀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剐，方能解恨。再说，中华民族许多良民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当然也能生吃袁崇焕的人肉。
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往往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迟剐着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冤啊！那个死状真是惨不忍睹：
在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在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这个人人喊诛的“汉奸”临刑前写有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历史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汉奸，至死还天真的梦想着“依旧保辽东”，想想更是令人扼腕。袁崇焕被割了3543刀，这一刀一刀都是割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痛。
千里驰援勤王的袁督师对垒满清辫子军，拱卫京城，却得到下场却是蒙冤下狱。这时“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来勤王效忠的各路兵马，一听说指挥战事的主帅蒙冤下狱，军心顿时大乱，再加上扣欠粮饷和指挥混乱，都作鸟兽散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哄抢粮食，并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是从那时开始。
至于崇祯杀死袁崇焕，按照他的个性，是绝对不会认错，如果有这个觉悟，那么自决于煤山的他也不至于会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寄希于臣子，也不曾信过臣子，亡了朱家正统、丢了汉家天下，责任也往臣子身上推，从来没有为亡国“埋单”的意识，这样的皇帝大概也只有自绝于煤山的下场。相比之下，而那个满清的皇太极，却在拉拢人才，先用范仁宽，再用洪承畴，还用吴三桂，让他们去打仗，实施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这更像日本人侵华的“以华制华”）。两者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有明一朝，传至崇祯，恶贯满贯，不亡再无天理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史家的绝唱，人格的丰碑——读司马迁
于朝，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下；于史，汉武帝则在司马迁笔下。司马迁是那个唯一能与汉武帝取得平等对话的臣下。汉武帝敬重这个臣下，但又畏惧这个臣下。汉武帝看到《史记》，用了三年时间去回味一生的功过是非，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了《罪己诏》，向天下人昭告。
一、其人其事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夏阳龙门人，生于史学世家，自幼受家学渊源熏染。10岁时，司马迁随父至长安，向儒学名家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古文书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0岁时，司马迁从京都长安南下漫游全国：南赴江淮之地考楚汉相争，东临齐鲁大地观孔子遗风，访求浙江会稽探大禹陵墓，浮游沅、湘之间吊屈原贾生，踪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后又奉汉武帝之命出使云南昆明，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可谓博闻强志。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途中病倒于洛阳。司马迁被召至父亲病榻之前。司马谈临死前惦记的并不是如何交接班，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是挂念着一件事。这是什么天下的事？
《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司马谈的遗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大致意思是这样的，现在汉兴海内一统，你我父子赶上了个好时代，君明主贤，忠臣死义之士这么多，正是继《春秋》、著正史之际，而我已无法将这些记载下来，这是一个史官的失职。现在你将要接替我做史官，就要当仁不让，担当起天下使命。司马谈说完便瞑目而逝。
司马迁接受遗志，办毕丧事，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从塞外回到了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从此有机会阅览朝廷所藏的图书、档案及其它史料。在父亲的感召下，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张载）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司马迁心潮澎湃。这后的四年，他一边准备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遵照先父遗愿，投身纂写《史记》。不料在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辩护，下狱受宫刑，创作也被迫中断。
那一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的哥哥，中华史中“第一草包将军”）带兵三万，攻打匈奴。结果这个草包将军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回长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继续孤军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李陵箭术精湛，兵士勇猛异常，五千步兵竟斩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发狠死抠，再调拨更多的兵力来围攻，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是孤军深入，后无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于是，单于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没有突围被匈奴逮住，无颜愧对汉武帝，就投降了。
起初李广利兵败而李陵胜绩传来，满朝庆贺；而得知李陵寡不敌众投敌叛国，人人喊杀。当然杀的并不是李陵，而是李陵的一家。当时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为李陵说句话。司马迁也没有责任非要为李陵辩护不可，他和李陵虽同在宫中任职，但平素并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