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竟无一人能为李陵说句话。司马迁也没有责任非要为李陵辩护不可，他和李陵虽同在宫中任职，但平素并非相要好，各走各的路，也没有一起饮过一杯酒来表示相互殷勤的情谊。而且他只是食禄不过六百石的小官，若太史令不是皇帝的近臣，根本没有机会说上话的可能。所以，他完全可以选择沉默，明哲保身。
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史官，吃了豹子胆，鼓起勇气，挺身而出，秉直而言，为李陵辩护，说李陵侍奉双亲很孝敬，结交士人很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为国家能够急难而出，奋不顾身，是忠信之士。李陵投敌本是无可奈何，论其功绩也足以彰明天下。还根据自己的推测，说李陵虽然被俘，但心系大汉，很有可能寻找适当机会立功报效朝廷的。
在中国两种人是杀一千次不为枉杀的，那就是男的做汉奸，女的与人通奸。汉武帝好大喜功，早将此战视为大汉朝的尊严，司马迁不知趣竟为败军叛将说话，冒犯了龙颜。结果可以想象。天汉三年（前98年），传闻李陵带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草率的将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诛杀。司马迁也被处于宫刑，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一样被阉割，失去了男人之根本。
宫刑不仅是从肉体上摧残人，更是从精神的污辱人。身受极刑的司马迁痛不欲生。这一点从他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可以看出：“士可杀不可辱”，读书人的心高气傲使他不止一次像哈姆雷特王子那样反复质询自己“生存，还是毁灭”？他身陷囹圄，如参禅苦僧，最终参透了生死大义：“人固有一死，死或者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现在一死，虽然摆脱世人的嘲笑和君王的戏弄？但是毕竟是屈辱死去。他选择了忍辱含垢，苟且偷生，去完成他一生的夙愿，不，这不仅是自己还是司马家族的夙愿，更是给一个时代的交待，“为往圣继绝学”，完成史家的责任！
他要活下去，而且死也要“死而不朽”。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左传&；#8226；襄公&；#8226；二十四年》），这是千古以来人们认为可以达到“死而不朽”的三种方式，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实现自己乃至整个司马家族的不朽。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已是五十“知天命”的年纪。也许是汉武帝在处理李陵这事上过于草率而有悔意，在处理司马迁因言得祸的事上过于苛刻而有歉意，让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这中书令不是食禄六百石的小官了，而是属于“尊宠任职”。中书令是负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密奏“封事”（奏陈秘密事项），责任重要，在西汉都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司马迁兼任此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他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所以也难怪任少卿会写信给司马迁，要求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然而，此时的司马迁早已看透朝政，淡泊名利，心中唯有一念，专心致志写好《史记》。
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完成了煌煌巨著《史记》，这不是秦失天下以来的汉史，而是上下三千的通史，文130篇，字52万6千5百。
也许是因呕心沥血而心力交瘁，也许是历史使命完成，人生得以圆满，《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已是灯枯油尽。他让伴在身边的女儿司马英另抄了一份《史记》，作为“副本”留在长安，交给汉武帝审查；将原稿作为“正本”藏之于名山。这名山就是“华山脚下”司马英的婆家。征和三年（前90年），心不再有憾的司马迁安然死去。
面对司马迁呈上来的《史记》，汉武帝内心是矛盾的。汉武帝知道这个让他摧残失去男人之身、让一部《史记》掏空了身体的人会怎样评价自己。司马迁身为近臣太史令兼任中书令，汉武帝许多不光彩的事都发生他的眼皮底下；再则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获罪，是汉武帝给了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于朝，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下；于史，汉武帝则在司马迁笔下。司马迁是那个唯一能与汉武帝取得平等对话的臣下。汉武帝敬重这个臣下，但又畏惧这个臣下。汉武帝看到《史记》，用了三年时间去回味一生的功过是非，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了《罪己诏》，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后元二年（前87年）也就司马迁死的第三年，汉武帝带着司马迁对他的评价，也寿终正寝。那本送给汉武帝的“副本”不知所终，或许伴随汉武帝长眠去了。所幸司马迁多留了一个心眼，将《史记》正本藏之于名山，二十年后，司马英的儿子（即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布于世。今天我们有幸读到《史记》佳作，也得感谢杨恽。
二、其文其心
在司马迁之前，有微言大义的《春秋》、有国别体史书《国语》，但是没有出现过上下三千年的通史，集大成者是司马迁的《史记》。
观《史记》一书：不因事记史，以史料堆积的形式来著史，若是如此《史记》也终沦为“故纸堆”。司马迁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枉言戏说，秉笔直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贯穿古今，评功论过，天文地理人事一一备述，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论其史学价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记》同时开启了中华民族务实重史之风，从此为前朝修史成为国之大事。
览《史记》一书：司马迁不失为文学家，以文学之笔法“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篇篇奇文，句句妙言，文采飞扬，深得汉文之盛境。他的创纪传体史学体式更是开启了中华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学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无怪乎梁启超誉之“千古绝作”，鲁迅赞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史记》一书：司马迁不失为思想家，抛弃“以事为纲”的旧式，采用“以人为本”的纪传体新式，记帝王将相又记社会人物。他抛弃“文以记事”的史笔陈式，采用“文以载道”的《春秋》笔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主旨，微言大义，实录中带着褒贬倾向，富有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人民性。
品《史记》一书：其间也闪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发愤图强的精神。司马迁很赞赏那些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甘受一时屈辱的人。比如说旷世将才韩信不耻受胯下之辱，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司马迁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体验。
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政治抱负的展示、内心世界的告白。《史记》记的是良心，这良心是历史的良心；记的是民心，这民心是社会的民心。正是这良心和民心，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因此就塑造中华民族性而言，孔子、司马迁两人当论首功。
由司马迁《史记》开启先河，煌煌《二十五史》恢宏巨制涌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籍，我们可以骄傲的说，“我们有伟大的过去！”金庸曾说过，中华民族的文明为什么比其他的三大文明传得那么长久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从小就崇拜，我们这些文化都是从祖先那里一路累积下来的。在这个累积的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制定了纪传体的范式，使得我们许多祖先栩栩如生！
史家有一身正气，方能留下正史。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是皇帝可以生杀予夺的臣下，而皇帝贵为天子，也会落入太史令秉直而书的笔下。因此，《史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正气。正是这股正气，历朝历代皇帝的头上都悬了一把利剑，即使胡作非为也要费尽心机去文过饰非一番！中华民族正气之歌常唱不衰，也得感谢司马迁！
是的，我们得好好感谢司马迁！他的一部《史记》滋养了多少人？那些大学教授们评《史记》论司马迁，赚了多少口水钱；那些影视制作人从《史记》中翻拍出《汉武大帝》、《汉楚相争》、《淮阴侯韩信》等等，赚了多少收视率；而我们呢，也有幸可以读到佳文名作，从中明白“人固有一死，死或者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大义，从中看到栩栩如生的项羽、忍辱成就大业的韩信……感谢司马迁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多情浪子柳永
有宋一代，豪放派词宗苏东坡留下了政绩工程苏堤，婉约派词宗柳永留下了千古溢美之辞《望海潮》。杭州真的要好好感谢这两位词宗，足以立像竖碑。
难得偷得半日闲，翻开床头书《宋词》，又见柳永，一见如故。随意捡篇词来念诵，似水流章，情真意切，齿间生香，叹为观止。
初识柳永源于他的代表作《雨霖铃》，据说赴余杭县丞任上写给汴州青楼情人的。几经吟咏，颇能沉味，现录以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全词起伏跌宕，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流传甚广，是宋词婉约派最具代表的作品，也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如今之我混迹社会已久，几经沉浮，重读柳永，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士人自鸣清高，讲修为、重清誉、惜名声，历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自己。柳永却是异数，自甘堕落，混迹于秦楼楚馆，莺歌燕舞，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日子过得*而窘困，几乎是靠给*们填填词打发日子。中国的传统文学史观认为：文章微言大义，所以要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还有文品即人品，所以文如其人，文章好坏是其次，关键是做人的态度要端正。柳永属于文人无行的典范，*不羁，只谈风月不关道义，有浓重的歌妓情结，这自然令道貌岸然的士大夫们所不屑。穷柳永之词作，确多为男女情事的歌妓词，《全宋词》收录柳词212首，其中歌妓词是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成。这些200多首词作中，有词牌120多个，大部分是前所未有，为柳永自度所创。就词牌自度而言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柳永的作品多为歌妓词，但是作品情表直不露骨，词用俚不伤雅，真正做到了雅而能俗，雅俗共赏。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有多少恋爱中男女耳熟能详。在文学史上，能有几人能留下一句诗词让寻常百姓挂在嘴边，常引常用？如能做到，那足以称雄文坛，为一时之文才。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柳永的确是位开拓者，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引入了秦楼楚馆的歌妓和艳情俗事，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与事引入到高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中华诗词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柳永对宋词创新的意义堪与法国波德莱尔对诗歌革命相提并论。波德莱尔通过创新诗歌样式，“透过粉饰，掘出一个地狱”，将罪恶与*带入诗歌的视野，让诗歌面向真实，走向现代。柳永出生的年代要比波德莱尔要早好几百年，也可以这么说是波德莱尔是法国式的柳永。
柳永在众多宋代文坛名家面前，是座无可逾越的山峰。同时代的王灼说柳词“浅近卑俗”但“自成一体”；稍后的李清照说柳词 “词语尘下”但“协音律”；清代著名词评名家冯煦批评柳词“词多媟黩”的同时称赞“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 。而豪放派领袖苏东坡虽更不屑柳永，但读到《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时，不得不说出“不减唐人高处”的话。其实，苏东坡得好好感谢前辈柳永，若不是这位婉约派词宗大开词坛风气于先，那么他所领衔的豪放派也许只能在小令中转圈子。于苏柳二人，我虽好苏但不抑柳，甚至认为柳的作词的造诣于宋人中为最高，即使是苏东坡也是望其项背。
为了全面的认知柳永，光去品读把玩他的作品是不够的，还要钻入史书典籍去寻找关于他的身世与生平的碎片。所谓“心由境生”，可以说“文境”就是“心境”的反映，而“心境”就是“处境”的写照，故可谓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