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 第7部分

　　　　很快我们就动身往山下走了，四个印第安人走在前边，每人肩上都扛着一大捆芦苇，其余的人拿着摄影机的三脚架和其他器材，紧随其后。在下山途中，我看见那几个印第安人东丢一根芦苇，西丢一根芦苇。来到平原地带时，他们开始四下散开，很快我们倒成了先头部队，他们落在后边了。为了在落日之前不走冤枉路，我们寻找着来时留下的脚印，沿着那些脚印弯弯曲曲地行进着，印第安人坚持由他们断后。毕竟他们的担子最重，尽管一路走下山来，芦苇已经丢了不少了。

　　　　我们回到那条小船的时候，夕阳刚刚西下。我们知道天黑以后可以看到本泰契加的营火，于是就耐心地等着这四个印第安人。只见他们一个接一个，默不作声地出现在海滩上了，最后一个是楮出。他忸怩地笑着，肩上扛着三根芦苇，一点不夸张，就是三根。其余三个人则两手空空。

　　　　“太忙了，太忙了。”其中一人用西班牙语咕噜着，第二个人表示赞同，边说还边用辫子抹着脸上的汗水，楮出小心翼翼地把那三根芦苇摆在船上，而凯塔诺早就上船了。

　　　　我的三位墨西哥朋友对这种结果倍感失望，并且直言不讳地表明他们的想法。一整天的艰难跋涉，在岛上没吃没喝，结果只搞到三根芦苇！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期待能在大陆的岸边找到芦苇呢。不过我自己的失望中却也有几分满足。的确，三根芦苇造不成船，但是它们却告诉了我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索诺拉沙漠不是芦苇船的故乡。

　　　　回到村子里，楮出刚把那三根芦苇扔到茅屋的墙边，村里的老人们就大声数落起他们来了。一个弯腰驼背，老迈得近似文物的老太婆显得格外恼怒，她吵闹了好一阵，才佝偻着腰，颤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棚屋，一路还不停地嚷嚷着。没过一会儿，又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印第安老人，他是很不情愿地被妻子硬拽出棚屋的。他几乎完全失明了，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当他直起腰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一个身材出奇标致的男子，高大强健的体形带着与众不同的气质。斯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所有其他印第安部族的人不同。最先见到他们的西班牙人就把鲨鱼岛上的土著居民描述成巨人。那老人步履蹒跚地跟着他的妻子绕到屋后。我们也跟了过去。在屋后的垃圾堆上竟然有一条芦苇船。芦苇很细，有点像竹子，颜『色』发灰，因年代久远已经变脆，绳子也糟朽了，但那确实是一条形状完好的芦苇船。我们帮着老人把这船拽到棚屋的门前。满脸皱纹的主人是要向我们证明：正经的斯里印第安人是能够制造“阿斯卡姆”的。

　　　　原来，这位高大老迈的男人曾经是本部落的头领。第二天天刚亮，老人拿出一捆自制的绳索和一根匕首大小的木针。因为常年使用，那木针已经变得非常光滑。老人虽然看不见，但还是『摸』索着用那根大针修补那条发脆的芦苇船，把松散的船头勒紧，让它翘起来，重现昔日那优美的线条。我们的运气总算不错，那个垃圾堆送给我们的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芦苇船下水了。这是斯里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条芦苇船，说不定也是全墨西哥的最后一条。凯塔诺和他的儿子飞身跃上芦苇船。他们在一副古老的船桨后边坐好，还带着一根线条流畅的木制鱼叉。摇桨划船这事他们还干得来。很快，又窄又长的芦苇船载着那几个拖着黑辫子的褐『色』背影消失在波涛之间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带了一只巨大的海龟，那家伙躺在芦苇船板上，四肢不停地舞动着。干朽的芦苇船吸进了大量的水，但还是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

　　　　这里是墨西哥。斯里印第安部族的祖先们是从哪里学会这种造船技术的呢？一定是从毗邻的部族那里。四面八方都曾经有人使用芦苇船，从南边的印加帝国，到北边的加利福尼亚，包括墨西哥的内陆湖也使用芦苇船。直到上个世纪初，法国画家l。

　　　　乔利斯还作过一张画，描述三个印第安人沿着旧金山港附近林木葱葱的海岸，摇桨划动芦苇船的情景。根据著名的玛雅文化作家埃利克？汤普森的记载，在墨西哥本土至少八个州的湖面上出现过类似秘鲁风格的芦苇船。

　　　　凯塔诺把那只还在挣扎的猎物送进海龟棚里去了，而那条斯里人的最后的“阿斯卡姆”却被无声无息地，永远地丢在了屋后的垃圾堆里，此情此景让我不胜感慨。芦苇船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它的故事还未曾开篇，就已经到了最后一章，而且画上了句号。美洲中部芦苇船的历史已经被永远地遗忘了。

　　　　

第1卷　第四章　在非洲的心脏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非洲，再没有别的大陆拥有如此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了。一听到这个词，眼前便出现一幅生动的画面：茂密苍翠的丛林中，几列黑人搬运工头顶重荷，径直向镜头走来；热带植物那巨大的叶片都被推向两边；长颈鹿和狒狒迈着大步，缓缓从镜头前穿过；有手鼓声，还有狮子的吼叫声。我从未到过非洲腹地，只是雾里看花般地在电影里、书页间见过它。

　　　　但现在，我就站在非洲的腹地，中非的心脏，就在乍得共和国首都拉密堡一家旅馆的小房间里。我离海不能再远了。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此次造访就是为用原始手段横渡大西洋而做的初步准备工作。附近惟一的水源是一条宁静的河流。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条河，棕『色』的河水源自丛林，两岸是红『色』的土堤，四周是满眼的绿『色』，各种颜『色』都在阳光中闪耀。沿着河岸有一排渔夫，站在没膝深的河水中拖拽着一张渔网，被河水打湿的皮肤闪闪发亮。他们在河底密密麻麻地竖起一层层竹竿，用来做抓鱼的栅栏。昨天，我在河的上游还看到七条河马在对岸游『荡』。在乍得首都，河马是受保护动物。鳄鱼实际上已经灭绝了，因为鳄鱼皮一度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出口资源。这个季节的航运只能靠空树干制成的平底独木舟，因为自雨季结束后，六个月来一直没有降雨。河水太浅，汽船无法航行。

　　　　沙里河平稳地向北流去，但这条从丛林流出的河永不会到达海洋。它发源于刚果南部边境无垠的大丛林，中途流经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最后注入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的乍得湖—这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这里的气候如此炎热，河水蒸发的速度和水流一样快。乍得湖有许多支流，但湖水并没有出口，只有那万里无云的天空横跨在广袤的湖面上空，永不知足地吸收着无形的水蒸气。

　　　　这就是我要参观的湖。尽管在地图上找到它非常容易，但要到达那里却极其艰难。在所有的地图上，它都如同非洲蓝『色』的心脏，但形状却各不相同。有的地图把它画得像一只圆盘，有的把它画成一只弯钩，有的却将它描绘成一片橡树叶子。比较实事求是的地图则将这片内陆海洋的轮廓用虚线标出，因为没有人知道乍得湖到底是什么形状。它是变化的。成千上万的浮岛在湖面上漂移，有时会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然后又漂向湖的另一边。它们会相互碰撞、合并，漂到岸边，变成沼泽和半岛。它们也会脱离、分裂，漂向四面八方，开始各自新的、未知的旅程。湖的面积有时可达一万平方英里（相当于伊利湖的面积），但在旱季它的面积经常会缩小一半，因为湖的深度在三到十五英尺之间变化，最深处可达十九英尺。在湖的北部，湖水大多很浅，所以纸莎草覆盖了广阔的湖面。在那些四处漂移、好像永远在你追我赶的浮岛上，大多也生长着纸莎草。

　　　　乍得共和国于1960年脱离法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全年通行的公路。如果有人想要狩猎，或是想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里应该算是天堂。它的首都拥有一流的宾馆、『药』房、酒吧和极其现代化的行政机关。机关官员都是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在下颚或在脸颊部有几道伤疤，表明他们各自所属的部族。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国花园洋房之间修有宽阔的柏油马路。不过这些马路一到郊区就变得崎岖不平，路两旁也变成了一排排充满异国情调的阿拉伯式样的房子。最后，它们成了望不到尽头的商道，穿行于当地土著部落之间，消失在远方。雨季开始后，就只能骑牲口或坐飞机外出旅行了。但这时河流已经可以航行小船，直达沼泽地区的交易商店，再从那里驶进乍得湖。

　　　　三天前，我搭乘一架法国航班飞越了地中海和整个撒哈拉沙漠。该航班飞往非洲南部，每周在拉密堡停落一次。任何运往乍得共和国的物品，如果不宜用骆驼驮载，例如汽车、推土机和汽油，就只能通过空运，就连乍得大饭店的主厨需要的龙虾和嫩牛肉也都是空运来的。

　　　　我们三人走下飞机，扛着摄影器材，还有一些准备同那些会造船的非洲人交换的货物。我的两位同伴都是摄影师，一个是法国人米歇尔，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杰恩弗兰克。我们将要研究和拍摄当地的造船工艺。我曾看过一篇文章的『插』图，是有关中非旅游的。图中有几个肤『色』墨黑的土著站在岸边，旁边是一条非常显眼、独特的小船，与我熟知的南美和复活节岛上的芦苇船一模一样。这幅照片是在乍得湖拍摄的，作者也着重强调，这类非洲内陆的船只与秘鲁高原上印第安人自古以来在的的喀喀湖中所造的小船极其相似。在埃及，这种古老的非洲船只早已消失，但在这与世隔绝的非洲大陆的腹地，它依然存在着。

　　　　一条古老的商道自尼罗河上游地区延伸，穿越群山，进入乍得境内。这条道路在近代被称为贯通非洲的奴隶之路。人类学家认为乍得有一部分人口的祖先来自尼罗河流域，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式的芦苇船会同由丛林巨树制成的独木舟共存。乍得是非洲的大熔炉。这里，热带骄阳炙烤着各『色』人种，只有专家才能一一辨别各个部族和语言。但有一点却是众人皆知的，来自撒哈拉的沙丘侵袭着乍得北部的边疆，而无边无际的赤道非洲丛林却又从乍得南部延伸过来。同样，乍得北部居住着贝鲁因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而南部地区却居住着各种黑人。他们在中部平原和首都拉密堡相遇，在这个曾是法国殖民地的疆土上同心协力缔造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先在带空调的旅馆里洗了个冷水澡，然后钻进一辆热得发烫的出租车，向国家旅游局开去。宽阔的大街上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熙熙攘攘。在各种肤『色』的非洲人之中，不时也可以看到白种人的面孔。他们都是法国官员和移民，在乍得独立后选择继续留在首都。旅游局长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对局长解释道，我们过来是为了询问去乍得湖的最佳路线，因为我们在地图上找不到铁路或公路。旅游局长摊开一张彩『色』的地图和几张画着狮子和各种丛林游戏的广告。我们只要付一笔合理的费用就能随意拍摄这一切，但是它们都在往南走的方向，与去乍得湖的方向正好相反。我们解释说，乍得湖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在那里才能见到芦苇船。旅游局长将地图折起来，说如果我们不去他推荐的地方，那他就帮不上忙了。说罢他便挺着大肚子，面无表情地转身朝里屋的办公室走去。我只好从我的护照里掏出挪威外交部长的介绍信，请一位秘书送了进去。局长又大腹便便地出现在门口。这次，他耐心地解释道，在湖水涨高之前是到不了乍得湖的。要找芦苇船就得到东北岸的博尔村，去那儿只能坐飞机。他问我愿不愿意租一架飞机。

　　　　如果这是惟一的办法，我只好同意。

　　　　局长拿起电话。国内只有两架单引擎飞机，但都在机库中检修。还有一架双引擎的出租飞机，需要八百码的跑道才能降落。但博尔村的跑道只有六百码长。局长还补充说，除非获得『政府』批准，否则在国内不准随意拍摄。

　　　　此外，共和国的局势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博尔村后方的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正同南方信奉基督教并在『政府』中掌权的非洲人作对。所以，在此时冒险进入北部地区是相当危险的。为证明他的好意，局长将旅游局的汽车和司机提供给我们使用。我们可以开车在拉密堡随意往来，寻访那些了解乍得湖的人。

　　　　按照局长给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一位笑容满面、身体强健的法国人。他的双臂刺有纹身，来这里是为了研究改良乍得湖鱼种和寻找发展现代化渔业的可能『性』。他告诉我们，要到达博尔村附近生长纸莎草的沼泽，惟一的办法是乘坐吉普车穿越乍得湖东边的沙漠。一位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