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到达博尔村附近生长纸莎草的沼泽，惟一的办法是乘坐吉普车穿越乍得湖东边的沙漠。一位法国医生兼驯兽师证实了这一点。他非常热中旅游。这两人都提醒我们小心当地的暴『乱』。他们还说，湖上有一艘大船，定期来回航行，收购一种当地产的玉米。但现在要找到它却是不大可能的。
没有几个国家认为有必要在乍得共和国保留大使馆，不过法国在这块过去曾经属于它的殖民地上还设有一个使馆。米歇尔带我们去了一趟，但法国大使刚到任一个月，使馆人员中也没有去过乍得湖的。
我们来到拉密堡已经三天了，我们所做的不过就是从办公室到办公室，从这间平房到那间平房，不停地到处拜访。所到之处，人们都非常友善，用咖啡、冰啤酒或威士忌招待我们，然后向我们提供其他人的地址，说那些人可能帮得上我们的忙。如今，我们已经整整兜了个圈：最后拜访的那个人又把旅游局长和我们第一天造访的人的地址给了我们。
我们决定自己试着开车去博尔村。我们得到了当局的正式批准。他们已在博尔村安装了整个湖区惟一的一部无线电话。为安全起见，内政部长将会把我们去博尔村的消息通知那里的行政长官。我则只需去情报部拿一份允许我们使用电影摄像机的证明。在乍得担任公共职务的差不多都是黑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情报部也是如此。部长向秘书口授了证明书，当他校阅证明书的时候，用手挠了挠卷曲的头发，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这人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他对女秘书说道。他一面把证明书递给秘书，一面朝我点了点头。“改成考古学家，否则那些伊斯兰教徒会在途中把他的脑袋砍掉。”
我小心翼翼地从这位卷发美人的肩头看过去。法语是乍得的官方语言，也是这里各民族惟一通用的语言。原来，证明书上我的身份被写成了“archeveque”而不是“archeologue”，即写成了“大主教”而不是“考古学家”。
这个错误被纠正了。部长向我们保证说，这样就不会卷入宗教纠纷中去了。
我们拿到了必要的证明书，找了两个肤『色』像煤炭一样黑的司机，其中一个名叫巴巴的自称去过博尔村。第二天凌晨，离天亮还有好一段时间，我们就离开拉密堡，起身上路了。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分坐在两辆吉普车上，以免在沙漠中碰到危险。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打头的车上有一张未标明区分线的黄『色』地图，在拉密堡、马萨科里、阿里发利、开罗姆、恩古里、伊塞隆和博尔这些地名下面都标有一道红线。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先头的几个村庄，它们全都设有明显的标牌。沙砾公路平坦坚实，在这样的乡间公路上，汽车能以每小时六十英里以上的速度行驶。车到之处，尘土飞扬，直冲夜空。朝北的第一段公路旁有推土机和劳工棚。许多筑路队正忙着把公路垫得高出两旁的地面，这样即使在雨季也能行驶车辆。当太阳在平原上升起时，我们已经行驶了一百英里了。紧接着我们驶入了越来越窄的支道，20世纪的景『色』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了。离开首都不远，便出现一片片分散的圆形土著村落，屋顶都用茅草铺盖，大部分已无人居住。我们的汽车逐渐驶进大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商道上横亘着几道稀疏的车辙，两旁不时可见一些村落，一排排低矮的房屋都是用晒干的土砖建造的，里面住着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羊、驴、骆驼。随后，我们便朝着一望无际的沙漠驶去。
这里是撒哈拉沙漠的南缘。我们最后一次看温度计是在阴凉处，当时气温在摄氏50度（华氏122度）。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既没有温度计也没有阴凉处。留在我们身后的是热带草原。长着扇形叶子的棕榈树和其他抗干旱的树木围绕着一块块疏林草地，瞪羚、野猪和成群的猴子在远离车道的地方跳跃嬉戏，还有艳丽无比的热带鸟。只有那些肥硕的珍珠鸡懒洋洋地沿着车道摇摇晃晃地走着。山坡上覆盖着像积雪一样的沙砾，沿着起起伏伏的地表刻画出道道沙流，层层沙丘。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荒漠，偶见稀疏的沙漠灌木丛突出于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上。太阳从我们的头顶上直『射』下来，吉普车的金属外壳在阳光下发出刺目的光芒，被炙烤得烫手。沙漠中闷热的空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土，让人感到无论在哪里呼吸，鼻子都刺痛得难以忍受。
我们的吉普车经常陷进沙丘里。大家只好在车轮下『插』入又长又烫的钢板，以起到牢固支撑的作用，再由另一辆套上钢缆的吉普车将它拖出。两辆汽车在高温下轮流抛锚，发动机停止运转。巴巴和他的朋友不愧是修车高手，他们靠着扳手和起子，总是能把车修好。只要沙地足够坚实，我们就能驶得飞快，可也时时找不到车轮的痕迹，就只好绕圈子，直到巴巴认为我们又走上了正确的方向才作罢。就这样，我们终于驶进一座偏僻的村庄，巴巴不知道它的名字，地图上也找不到它。在最前面的几个泥棚旁的拐弯处，两辆车都深深地陷入沙里，我们只得再次下车，挖起沙子来。
这时我们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安。只见许多贝鲁因人身缠褴褛的灰布，披着包头白斗篷，从四面八方慢慢向我们走来。他们走得非常缓慢，面无表情，眼睛盯着我们，碰到我们的目光也不回避。他们既无欢迎之意，也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很快，他们便肩并肩地站在我们面前，敏锐警觉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对我们的微笑和致意毫无反应。人群中没有一个女人。他们肤『色』黝黑，就像我们的两个司机。但那轮廓清晰的面容、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都表明他们是阿拉伯人。严酷的沙漠生活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斑驳的伤痕。这里没有仁慈，没有怜悯，当然也没有电话。茫茫沙漠中，我们熟悉的只有我们的两辆吉普车，而它们此刻正深陷在沙砾之中。
我们脚下的金属板放的位置不对，巴巴和他的朋友无助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徒劳地踩着油门，沙子被卷得漫天飞扬。那些阿拉伯人静静地站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像要取回什么东西。气氛很紧张，他们的眼光会使人联想到一群高度警觉的狼，只要为首的一有动静，它们或者跃上前来，或者立刻逃窜。看来必须先采取行动了。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一个看起来很像首领的人面前，彬彬有礼地递给他两把铲子，暗示他应该找两个人来帮忙挖沙。他有些吃惊，迟疑了一会，然后对我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他接过铁锹，咆哮着下达了命令，如同一位脾气暴躁的军官。当我招呼其他人都来帮忙推车时，那位首领的强壮的肩膀突然出现在我身旁，其余人则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一阵猛推，差点把我们踩到脚下。我们跟他们握手致谢，然后开着车，穿过村庄，沿着一条足迹清晰的骆驼道，用最快的速度飞驰而去，只留下漫天的沙尘。
下午，我们路过另一个淹没在沙漠和云天之间，被烈日炙烤着的村庄。在这里，我们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顺着车道驶去，不无例外地又到了一个『露』天市场，它坐落在一片土砖屋舍中间。市场上人来人往，还有成群的骆驼、驴和山羊。阿拉伯人似乎愤怒了，他们瞪着眼睛，默不作声地挤上前来，甚至连我们的致意也不理睬，仿佛想看透我们的心思，弄清我们到底是不是『政府』派来宣扬基督教或征收税款的。在他们看来，陌生人来到沙漠还能有别的目的吗？显然，我们是一群不速之客，于是我们只好又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到沙漠中去了。
夜幕快降临了，但天气仍然闷热难耐。巴巴觉得头晕，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两个人由于受沙尘的困扰，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我们装在大罐子里的饮用水热得让人难受，不仅不能解渴提神，反而会烫伤嘴唇。在沿途所到的村庄里，见不到一粒果子，只有土罐或干葫芦，盛满从沙漠绿洲中取来的浊水或肮脏的羊『奶』。我们行驶了整整一天，沿途没有见到任何垃圾。没有纸屑，没有塑料，也没有空罐子。只有一次，那是在首都外边的道路上，我们见到了几块玻璃瓶的碎片。这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生产，包括房子、衣服、马具。瘦小的驴子满负重荷，排成长队行进在路上；阿拉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赤着脚的『妇』女头顶着罐子或篮子，跟在骆驼后面疾步行走。这就是当地的交通运输。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都被带到靠近村子的市场上去交易。这是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世界。我们的文明有可能因过度发展而没落，而他们却固守着传统，固守着土地，简单、朴素、平静地延续着生活。
我们眼前渐渐出现一片蔚蓝的湖面。它像一块寒冷的钢板一般闪烁发光，静静地躺在一片肥美葱郁的芦苇后面，这便是纸莎草芦苇了。我们驶上沙丘，整个湖面尽收眼底。它如梦似幻，引诱着我们跳出吉普车，朝它飞奔而去；穿越那片碧绿青翠的芦苇，纵身跃进湛蓝的湖水，畅饮、嬉戏、舒展；洗去我们耳朵、鼻孔和眼窝里的干沙，净化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痛快地清洗，啜饮，啜饮，再啜饮。我们已经在车里坐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身体僵直、头晕脑胀，正要摇摇晃晃地走下车来，却被巴巴阻止了。他说在这里下车不太安全，最好等到了博尔再说。那个村子就在岸边，如果我们保持全速行驶，就能在天黑前到达那里。沙漠在夜间是不太安全的。
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湖水就在我们眼前，泛着清凉、圣洁的蓝『色』，在芦苇帐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美丽。但我们只好又坐了下来，嘴里满是沙子，在灼热的吉普车金属壳里就像快被烤焦了一般。巴巴将汽车调了个头，驶下沙丘，开进沙漠中。
我们应该感谢巴巴。就在日落前，车轮下的路面变得坚硬起来。这是从东边的沙漠村落通达博尔的商道。我们径直穿过空『荡』『荡』的『露』天市场，来到低于屋舍的湖面。我们顾不上脱衣服，刚要跳进湖里，只听见有人大喝一声。原来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严肃的法国青年。他是随一个正在小船上进行研究工作的小组来到这里的。“只要跳进湖里，几分钟之内血吸虫就会附上你的身体，”他淡淡地说，“这湖里到处都是这种虫子。”
我们看了看巴巴。他耸了耸肩，然后又坐了下去，吉普车里早已满是尘土了。
这片美丽的湖泊其实是非洲某些最凶险动物的老窝。血吸虫虽然小，但如野兽般凶猛，它是一种肉眼无法看见、身长只有一毫米的蠕虫。它如此瘦小，却可以迅速钻进人的皮肤，在人的身体里产卵。这些卵马上又变成四处横行的小虫，从里向外将人啮食干净。
我们感谢这位法国人的提醒，并向他打听哪里能够洗澡。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这里所有的水源都来自湖泊，必须烧开了或放上一两天才能使用。
如果不是一个黝黑的大个子从一栋粉刷过的房子里大步走出来，我们还以为这座村庄已荒无人烟。这人天生一副领导派头，身后跟着一小队随从，径直向我们走来。他就是博尔的代理行政长官，是来接替正在内地游历的另一位长官的。在博尔，没有任何人接到过我们要来的通知。我们是何人？我们的证件在何处？这位长官叫阿道姆？拉马登，正患牙痛，心情不佳。此外，他还要照看全博尔两千名阿拉伯人和黑人，其中有两百名是村落首领，哪里还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米歇尔给了他一片阿司匹林，向他解释说我们从昨晚离开拉密堡后就不停地赶路，现在想找个地方歇脚。“你们开得挺快。”那位长官简短地应了一句，故意避开重点。他再次询问为什么拉密堡没有通知他我们要来。无线电话一直都是通的呀。他还说我们能顺利到达这里，真应该谢天谢地。就在我们走过的那条从拉密堡到博尔的商道上，这个月先后有五辆吉普车被阿拉伯人焚毁。上个月，在我们刚经过的地区内，有六十名叛『乱』者被枪毙。路边还发现了两颗黑人的脑袋，最近被当局陈列出来以供辨认。他坦率地告诉我们，要离开博尔千万不能再次穿越沙漠，须等待时机用别的方法离开。
这位正患牙龈溃疡的长官派了一名随从带我们去岸边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房子，而他自己则带着其他部下朝村庄走去，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这座房子里有一条过道，两旁有许多用做开放式卧室的小房间。我们只好从那些已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