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虽然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道路有所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有所不同，但有个共同点，都是对国学有深厚功底而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研究的“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早年系统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到国外学习，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立过汗马功劳。而辜鸿铭，则是青少年时代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有过广泛的接触和比较深刻的了解。回国以后，又下苦工夫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倾倒。辜鸿铭被人称为“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的老先生。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3）
应当怎样认识国粹主义者普遍存在的这种矛盾状态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先进的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为理想国，满腔热情的引入中国时，资本主义社会悄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某些弊病进一步暴露出来，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利益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动，引发了许多的思考。中国的国粹主义者刘师培，早在1908年就看到“贵之于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非相役”的“世界人类不平等之现象” ，并且认为“代议制政体久为他国所唾弃”，“议会政策，则定为万恶之源” 。1918年，梁启超曾和一批人赴欧洲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于是大声疾呼，要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他们提出重新审查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问题，对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持理想化和盲目乐观的现实来说，是富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警示意义的。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科学的分析，因此，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国粹主义者们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从更深的层次看，与他们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自然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有位作家说过：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倾向于未来，而在感情上却倾向于过去。我想，这句话也应该适合于国粹主义者们。他们虽然一定程度的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而感情深处却难于摆脱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章太炎为例，他曾广泛的学习和研究过西方的经典文献，并且主张过工业化，然而却总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后来居然直接反对采取新式工业和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在《四惑论》中说：“人求进步，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窖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荻，鼓腹而游矣？”在他看来，搞科学，搞工业化，是自找麻烦，不如“樵苏耕荻”，凑凑合合不饿肚子，自由自在为好。
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陈独秀还具体分析了国粹主义者的具体观点，如有人认为《大学》一书里的“生众，食寡，为疾，用舒”就是孔门经济学，陈独秀指出这一说法“不知近世经济学说，‘分配论’居重大部分，《大学》未尝及之；即‘生产论’及‘消费论’中，赞其劳力与时间问题，原则纷繁，又岂‘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简单理论所能包括？” 。李大钊则针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认识论角度指出：“历史的演进，常见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 。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身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因此，对国粹主义的批评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如周作人在《罗素与国粹》一文中，竟然说：“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 。更有甚者，不仅主张把古典书籍统统扔掉，还要把汉文和汉字废除掉。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巨川）为光绪年间举人，曾倾向于维新派。辛亥革命以后，于1918年以徇情投湖自杀方式“提倡中国的纲常各教，救济社会的堕落”，而轰动社会。梁漱溟本人自幼入中西小学和顺天中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后，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投入革命活动。1917年经蔡元培引荐，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不久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亦引起社会轰动。梁漱溟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同情儒学，似乎倾向于旧派，但又不是旧派中的一员。梁自己曾讲过：“所谓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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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4）
梁漱溟提出的新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国粹主义的改造和发展。他在文化观上，把世界分为三种文化：一是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它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当作改造对象，其文化以科学见长；二是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中国人“遇着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随遇而安，调节自我意欲，中国文化以玄学见长；三是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即“遇着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即取消“意欲”，印度文化以宗教见长。梁漱溟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人与物的关系，西洋文化重视科学，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矛盾日渐突出，而中国文化提倡人自身的和谐，“父慈子孝”、“孝悌慈和”，比西方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问题，即要求生活而又淡化生、老、病、死，印度文化以宗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
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其根本弱点在于，就文化谈文化，没有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是在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社会，肯定是不行的。然而，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却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志问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赞成梁的学说，却始终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热心。梁漱溟本人，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
3、“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成为实用主义的鼎盛时期。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皮尔士、詹姆士，杜威。杜威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我国留学生胡适正好是他的学生。胡适追随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并于五四运动时期把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胡适曾陪杜威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几个月的讲演，并于1919年7月撰写《实验主义》长文，全面系统地在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哲学理论。胡适本人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
胡适所讲的实验主义，究竟包含那些内容呢？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真理观，鼓吹“有用的就是真理”。如胡适所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 。这一真理观，比起那些把真理看做飘浮天上的圣物，人们只能盲目崇拜，恭听教诲，不许有丝毫怀疑和不忠的真理观，在认识论上是个进步。它把真理和世俗联系起来，把真理从天上拉到了人间。然而“有用的就是真理”的观点，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假话重复一百遍也可以变成“真理”。这一实用主义的观点，曾为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所利用，也曾为某些唯物主义者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时所信奉，因此有人说：实用主义是美国商人的市侩哲学。
另一部分是发展观，实验主义者不承认有什么“天经地义”、“一定不变”的科学规律，认为规律也是人造的。胡适有一句曾倍受人们奚落的“名言”：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某些机械唯物论者和宿命论者曾把事物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一切都视为老天爷早已安排好的，并按照这一“规律”模式去剪裁历史。与此相比，实验主义者的看法在认识论上有一定的价值，它打破了一切规律的天生恒定性，加进了人为的能动因素。然而实验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否定了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性，完全归于人的意志所为，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实验主义者还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胡适说，阶级斗争和革命“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造成“两座对迭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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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5）
还有一部分是方法论。实用主义者主张研究问题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方法分做五步：“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学原于思，思起于疑”，敢于提出问题才能进行思考；第二步是“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步就同医生的‘脉案’，西医的‘诊断’一般重要”，也就是找准问题之所在；第三步“提出种种假设的解决方法”；第四步“决定那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也就是通过分析，确定适用的方案；第五步“证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真实可靠，要通过“实验”来证明。这里讲的“实验”，不是社会的实践，而是个人的“经验”。长期以来，人们曾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胆的假设”是“大胆的虚构”，“细心求证实”是“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似乎太远离作者的原意，很难有说服力。应当说，实用主义的这一方法论，在认识论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们几次犯左倾错误期间，如果“大胆的假设”之后，再搞点“小心的求证”，大概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恶果。这不是从一个角度说明，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胡适为什么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他自己又是怎样“实验”的呢？这要从胡适本人的经历说起。胡适，原名洪驿，1891年12月生于上海市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年读过9年私塾，后又读了7年“洋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影响很深，根据“适者生存”的名言，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适”。1910年胡适20岁时，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科学院学习，一年半后，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1915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该系主任杜威，攻读实用主义。年青的胡适从封建专制影响极深而又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自由与民主气氛很浓的美国，如胡适自己所言：“兴奋得不得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