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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美国学习7年，于1917年8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回国前已开始关心国内的新文化运动，积极主张文学革命。并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他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主张写文章要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 。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和提倡写白话文的主张，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适在行动上则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缺乏热情，甚至持否定态度。他无视学生运动中表达出的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无视学生运动对发动各界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社会作用，指责学生运动：“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一）养成倚赖群众的心理……。（二）养成逃学的坏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 。胡适常讲“不谈政治”，后来也曾回忆说：“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胡适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一场大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本书拟在另章中专述）。1922年5月，又联合其他十几位教授、名流，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由“好人”来组织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又引起许多人参与争论。
胡适有时候又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暴力革命的道路，1930年4月发表《我们走哪条路？》，提出：“打倒五大敌人”论，即“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他认为：“这五大敌人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门” 。由于胡适的“五大敌人”论只抓住一些社会现象，不涉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说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不是中国的敌人等言论，太无视和歪曲了中国的现实，连自称“我非持革命论者”的梁漱溟，也批评胡适“是空发梦想”。梁漱溟说：“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胡适又提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 的主张。近些年，有人对胡适是否最先提出“全盘西化”，以及“全盘西化”是否就是“充分现代化”的问题。对此，我无深入系统的研究，自然没有多少话好讲，恰巧看到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于1994年写的一段话，觉得对认识这些问题有帮助，至少是一位世纪老人的一家之言，值得参考，现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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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6）
“胡适是文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全盘西化论’的首倡者。
‘全盘西化’的名称虽然不是胡适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全盘
西化论’的领袖。他再三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甚至说过‘中国
不亡，是天无理’。这虽然是愤激之词，并不表示他愿意当亡国奴，
却是他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显著表现”。
“胡适之宣扬‘全盘西化’论，但是在介绍西学方面，并没有做
多少工作，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整理国故’方面了。……在这方面确
实有很大的成就。但对于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却用力很少” 。
中国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容易走极端。胡适背时年月，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近些年，胡适转为时髦起来，于是有些人又把胡适捧为身泛灵光的圣者。前些天我看到一篇宏论，竟然说陈独秀晚年回归到胡适。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感到这一说法有点太远离事实了。难道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就一定是回归自由主义吗？胡适既不是一无是处的罪人，也不是身泛灵光的圣者，而是五四时代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辗转于政治与学术间，颇显尴尬的学者。他口称不谈政治，却又不甘寂寞，对政治难舍难割，跃跃欲试；他涉入政治，又对中国的政治（包括国情、民情、官情）并不在行，颇显尴尬；他提倡“全盘西化”，却又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整理国故；他被尊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然而他的“实验”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或梦境中。胡适身上的这些矛盾，并不值得奇怪，更不是什么“两面派”、摇摆者，而是新旧历史转换时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征，不过在胡适这个名人身上，更容易引人注目罢了。
实事求是的评价胡适和他所宣传的实验主义，不止是关系胡适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涉及是否尊重历史事实，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实验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代，对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扫除蒙昧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曾被誉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拿出证据来”也被当时的人们认做提倡科学精神的响亮口号 。胡适是个有大贡献的学者，著名哲学家贺麟回顾五四以后的思想史时指出：“胡适之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 。另一位研究者对此做了补充评价：“胡适和胡适学派的思想，从二十年代到全国解放前，在全国人文科学界，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外，是影响最大的一家” 。胡适的文化思想遗产，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1）
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公例”学说
对于五四时代曾风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者群体，长期以来基本上停留在政治的批判和否定，很少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 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是否有认识价值？有什么认识价值？为何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时代能超越其他各种思潮而风行于世？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有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无政府主义亦称安那其主义，19世纪在欧洲形成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主要分三派，德国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俄国人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外，后来在日本又出现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其思想基础是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意志，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做你要做的事，按你的愿望行动”。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留学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同盟会员，如1903年张继编译《无政府主义》，1905年《民报》曾对无政府主义作大量的介绍。1907年，在法国的巴黎和日本的东京，开始出现由中国人创办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并组织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如李石曾在法国巴黎主办《新世纪》周刊，张继、刘师培在日本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5月，由刘师复、莫纪彭、郑彼岸等人于广州，创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会”，刘师复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
刘师复，1884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5岁中秀才，对诸子学说、小学、古代数学，都有所研究。1901年以后曾留学日本，并参加革命派组织同盟会，回国以后曾组织暗杀清政府广东提督的活动，为此入狱三年。1912年先后与他人创立“晦鸣学会”和“心社”。“心社”订立了12条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1914年，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1915年3月病逝时，年仅31岁。刘师复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一期，1913年8月20日），《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素食主义浅说》（民声第7号，1914年4月25日），《论社会党》（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无政府主义之元祖》（民声第13号，1914年6月6日），《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克鲁泡特金学说之特点》（师复译，民声第21号，1914年8月2日）等。这一时期，被无政府主义者称为“以刘师复的活动为中心”的“刘师复时期” 。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既批判封建主义，抨击资本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如他们发表《祖宗革命》、《三纲革命》、《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等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宣传今人胜古人，揭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强权制人，实现“四无，乃成立无政府之要素”；他们痛斥“资本家只知管制，鲜惜民命，致劳民工作之役日苦” ，“主张废除资本制度”，“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持指责态度，他们反对一切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 ，反对“按劳分配”原则，说：“主张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给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还说什么幸福呢？” ，从无政府主义的上述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小生产者的个人绝对自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是感性大于理性；其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方法为极端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只能是梦幻中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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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2）
无政府主义在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许多人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并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响亮口号。无政府主义者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出发，提出社会的发展仅有“互竞公例”不行，还要有“互助公例”。他们一方面看到“竞争，则优胜劣败。不竞争，则优败劣胜”；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胜者存，败者灭，则只有优者之进化，而无劣者之进化”的“弱肉强食”。无政府主义认为：“生存在于进化，进化者，由劣而优，由优而更优也”，因此主张“互助与竞争并重”，“相害者，竞争；不相害者，互助”，“同则互助，异则竞争。同而不互助，则优劣俱败；异而不竞争，则优败劣胜” 。现代学者对生物链的研究表明，动物之间弱肉强食，当弱者被吃得濒临灭绝时，强者无食可进了，必然也要濒临灭绝。人类比动物高明在有思想，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能够自觉的调试某些关系，不致完全陷入盲目性。人类社会既需要“竞争”，也需要“互助”，把“竞争”绝对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平衡，甚至陷于绝境，胜者本身也无法生存。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处理国内外的某些重大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50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达70多种，遍及国内14个省市以及南洋等地区。如吴玉章、陈延年等都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积极搞新村运动和主张废除婚姻，周恩来和觉悟社的成员们，主张废除姓名，改称“一号”（逸豪，邓颖超代名）、“五号”（伍豪，即周恩来代名）等。我想，这和那个时代的年青人追求新潮，刚刚接触“自由”、“平等”、“民主”等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