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第37部分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7）
60年代前半期开展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党曾写过著名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不仅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指控和批判，也在一些文章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和平演变”，阐述了党的观点。1963年9月26日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表达了以下四点看法：①南斯拉夫的蜕变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②南斯拉夫所起的作用，是“帮助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③南斯拉夫“和平演变”的过程，被概括为：“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④南斯拉夫“和平演变”的原因被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收买政策，“帝国主义……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指出苏联的蜕变是另一种“和平演变”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就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概括为15个方面，最核心的四条为：一是大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之后，还必须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搞一百年到几百年；二是“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四是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在另一场合曾讲过，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最后表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60年代前半期，党在文化领域全面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斗争。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同年11月，指责文艺界尽宣传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如再不管，“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在《柯庆施抓曲艺工作》批示中表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27日，作出更为严厉的批示：各种协会和大多数刊物，“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场在文艺界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涉及了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文艺评论等所有领域，许多优秀作品被扣上“为修正主义分子树碑立传”、“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等政治帽子，被打入囚牢。文艺界的领导人纷纷被撤职，连文化部也几乎被取消。与此同时，哲学界开展了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的批判，指责他“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学界对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的批判，被戴上“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鼓吹让步政策”、“反对古为今用”等帽子；经济学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孙冶芳，由于提出应当注重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扩大经营管理权限等主张，而被指责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
　　60年代前半期的这场文化大批判和50年代那场文化批判相比较，50年代的批判内容很明确：唯心论。60年代在“反修”的口号下，所批判的东西，不仅有“修正主义思想”，还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这表明“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50年代的批判只是“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而60年代的批判更多的着眼于现实的政治，连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样一出历史剧，也和“为彭德怀翻案”的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50年代文化批判中要立的目标很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60年代则大搞“破就是立”，究竟“立”什么，似乎很不明确。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8）
毛泽东时代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作了如下评述：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
　　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少
　　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
　　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
　　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
　　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
　　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一波具体指出，如“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发
　　生‘和平演变’当成了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于什么是修正主
　　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成所谓修正主
　　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他多次讲过：穷则变，富则修”，
　　“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等等192。
　　距离薄一波回忆录的出版，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今天，应该如何重新评价防止“和平演变”这一战略思想呢？
　　防止“和平演变”的提出，对于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应有的警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把防止“和平演变”做为“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193的战略理论思想，则有不容忽视的缺陷。
　　近些年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一直是人们在探索，也是各种意见争论不断的问题。一种认为，“剧变”是党的领导人适应帝国主义的政策，搞修正主义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他们说：“看来和平演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攻心——夺权——改制’，另一种是‘攻心——改制——夺权’”，“这恰恰证明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一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占领上层建筑的阵地”194。《中流》杂志的作者提出的两种“和平演变”形式，都把“攻心”放在首要地位。似乎保住“心”，就可以保住一切。这实际上还是在宣传“思想决定一切”、“精神决定一切”、“宣传决定一切”，只要牢牢的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就可以万事大吉，永保平安无事。这种说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唯物主义常识，不觉得太远了一点了吗？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是自身出了问题。1998年出版的《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收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的文章，从苏联模式及其历史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得失、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党的状况、民族状况、文化思想状况多种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并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值得一读。我在这里再列举几篇本书以外的文章，他们的作者或是原苏共高层工作人员，或是对苏联社会有过较长时期接触的我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或许对我们更有启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苏联工作的老外交家柴成文，曾就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层原因谈了如下看法：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它建国初期逐步形成的。由于它长期
　　处于战争、外界的孤立封锁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环境，更主要是由于
　　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以为模式先进，不思进取，不仅自己不
　　改革还把别人的改革视为异端。而越推迟改革，积累的弊端就越多，
　　改革起来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9）
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起都曾提出过一些改革的设想，但均因不
　　切实际而无所作为或半途而废。
　　苏联所以形成各种弊端的根源是政治、经济体制的过分集中。社
　　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根本优越性是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的过分集
　　中却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法
　　制建设、也使人民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反而实际上形成了官僚主义、
　　个人专断、家长制、领导制度终身制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和腐败作
　　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除了在位短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外，可以
　　说没有一个不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当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时，那么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主义
　　制度在经济领域最根本的优越性，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
　　配原则，废除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长期的高度集中，
　　一切照指令性计划办事，而又强调计划就是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压
　　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使经济生活僵化”195。
　　50年代以来一直在苏共中央工作的奥尼科夫，从党的建设角度探讨了苏共为何轻易被赶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应归咎于斯大林以来的建党模式：
　　①　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党的主人应是全体党员，而斯大林却把
　　政治局和党的中央机关看做是党的主人。②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是完
　　全公开的，而斯大林却以“绝密”作为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
　　③斯大林把党的中央机关变成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堡垒”196。
　　奥尼科夫认为，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生活，扼杀了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使他们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接不到指示就无所适从。这样，一遇风浪或个别领导人出问题，全党就会不知所措，其生命力显得十分脆弱。
　　还有一些苏联学者，从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及个人崇拜对广大群众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了在领导人出现错误和外来影响的冲击下，苏联社会顷刻解体的思想原因：
　　群众运动的经验证明，信仰理想，跟着永不犯错误的、英明的、
　　全能的领袖走，比认识这种理想的科学内容和动脑筋思考领袖与群众
　　的关系的性质要容易得多。信仰社会主义与信仰斯大林被当做一回
　　事，并且后者代替了前者。
　　对神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盲目的信仰，使得思想软弱无力，使
　　思想成为信仰的奴仆，使人失去了健康地、批判地判断信仰对象的可
　　能性197。
　　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提供的基本方法，是加强阶级斗争，甚至一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形式。其实，用这种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并非对症下药，实为一种战略上的被动应付。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从本质上讲，是以它的科技领先、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强的优势以及几百年内形成的“民主、自由”思想体系为基础，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以促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应当说，影响总是互相的。记得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也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黑人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日益声势浩大。马克思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这些也曾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调集一切力量加以防范。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转为攻势，社会主义转为守势，匈牙利、捷克等国接连发生群众闹事，民主德国也建起了“柏林墙”以防止群众外逃。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究其原因，根本还在社会主义自身方面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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